姚峥华“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这句话是钱锺书先生说的，特地放在《围城》序言中，似乎想先声夺人警告一下后来者。但钱锺书再料事如神，语调再讥讽，也阻止不了《围城》刊登及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各种考据、索隐和附会。因了考据、索隐及附会，钱迷钱粉钱派钱锺书小组各种主动认亲的“亲友团”纷杂登场，发展壮大，势不可挡。由此所衍生出的文章或书本洋洋洒洒多如牛毛。大多一家之言或一己之见，不足观，也不足怪。前不久，这个队伍里多了一本《钱锺书交游考》，却让人正视之，因为——作者是谢泳。在学界，谢泳虽非专业学者，但他多年来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析、研判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学术性，比如他对储安平、罗隆基、胡风、傅斯年、林希翎，以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研究，都在学界引起大的反响。▲《钱锺书交游考》，谢泳著（图/网络）谢泳对钱锺书的资料收集，多年来一直在行进中。他在厦门大学文学院带硕士研究生时曾上过一门选修课《钱锺书与围城》。这次谢泳以一个“钱学”爱好者的角度，将自己多年来对钱锺书的生平史料及学术趣味的研究，结集成了《钱锺书交游考》。书中也着重于钱锺书作品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索隐线索，写成了《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围城涉及的人与事》等文章，同时对索隐这一学术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与钱锺书截然不同的看法。诚如谢泳所说，索隐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深入研究文学作品，为了尽可能从比较丰富的侧面来解释文学作品，应当是一种比较有益的方法。有的人索隐，可能流于花边八卦猎奇；有的人索隐，却是史料的挖掘、发现及探讨。无疑，谢泳属于后者。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看谢泳的索隐及考据法——在《钱锺书交游考》开篇，谢泳便以毕树棠的《螺君日记》佐证索隐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螺君日记》可与浦江清日记、季羡林日记对读，从中窥见当年清华乃至北平文坛的许多趣事，对判断文学史实起到一定的帮助。基于这个立足点，在全书中，谢泳以考据和索隐为基本方法，披露了众多钱锺书的观点、言论，并加以延展、分析，进一步丰富了史料线索，又钩沉出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史实。01钱锺书真的看不起陈寅恪吗？坊间有一种说法，认为钱锺书对陈寅恪评价不高。谢泳写道，主要出处在于年钱锺书在意大利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陈寅恪，当时他所演讲的题目是《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更无谓的话题。今天很难设想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钱锺书没有点陈寅恪的名字。但众所周知，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学界也早已提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并不是陈寅恪首次提出的问题，而早在清人朱彝尊、杭世骏、章学诚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李隆基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她。从而涉及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唐代社会习俗中的华夷之辨的问题。也就是《朱子语类》中，“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余英时曾撰文肯定陈寅恪对“杨贵妃”考证方法的意义。他在接受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致访谈时说到，陈寅恪的著作之所以对读者有吸引力，是因为他的学术具有文化承担力，即达到欧阳修所撰的“贬斥势利，崇尚气节”的一种境界。关于钱陈的关系，杨绛后来对人说，钱锺书不认同陈寅恪的某些考证，但对陈寅恪的旧诗大有兴趣。曾费去不少时间精神为陈残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补。也就是说，陈钱二人的关系并非外界所揣测的那样，“评价不高”更是无稽之谈。钱锺书小陈寅恪二十岁，钱的专业是文学，陈的专业是历史，在交叉领域两人产生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谢泳在文章中指出，钱锺书批评陈寅恪，涉及到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即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且抛开治学上的方法差异，依据谢泳的索隐考证，我们回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看，陈寅恪钱锺书都是极有思想个性的人，少与时代附和，比较好地保持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品质。在诗词用典上都有较相似的审美趣向，如喜欢龚自珍学定庵诗，喜谈秽亵事，喜用桑下三宿、电笑（闪电）等，对野史笔记诗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