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牡丹与梅花在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是分别由唐、宋两代奠定的。就唐、宋两代而言，牡丹与梅花有着北方之花与南方之花，王公贵族之花与士人平民之花，美在颜色、气势与美在品格、意志的诸多分别，由此形成了文化象征功能上两相对立的格局。牡丹、梅花的地域分野至今在社情民意上仍有所反映。牡丹象征重在外在事功、物质文明、国家气象；梅花象征重在内在品格、精神文明、民族精神。这都是我们今天思考国花问题所必须面对的。两者相辅为用方能满足社会不同爱好，顺应文化多元诉求，同时也才能全面、准确、充分地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展示我们的社会理想。两花并仪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
作者简介：程杰(-)，男，江苏省泰兴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著有《宋代咏梅文学研究》等。
原文出处：《阴山学刊》年第02期。
牡丹、梅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清政府于年正式颁定牡丹为国花，得到社会民众广泛认同。年民国南京政府创议梅花为国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有关我国国花的倡议、评选中，牡丹与梅花一直名列前茅，呼声最高。年中国花卉协会组织的大规模国花评选活动，评选领导小组的最终意见是以牡丹为国花，其他呼声较高的兰、荷、菊、梅为四季名花。这一结果未见进一步的权威认定，更未进入立法程序，民间讨论仍在进行之中。笔者主张，牡丹、梅花两花并仪，这是由两花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所决定的。追溯历史，牡丹与梅花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分别由唐、宋两代奠定的，本文拟就牡丹、梅花在唐、宋两代相继兴盛的因缘背景、文化意义略作探索，借此对当今国花的评选与讨论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一、北方和南方
牡丹与梅花有着不同的生理习性和地宜要求。据现代生物学，牡丹属毛莨科小灌木，作为一个物种，古已有之，其原产地在我国西北。喜温凉气候，性较耐寒，而不耐湿热。喜疏松肥沃、通气良好的壤土或沙壤土，忌粘重土壤或低洼涝积之地。这些都表明，牡丹适宜于北方地区生长。从现存唐宋之际的牡丹史料看，野生牡丹主要分布于北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人工栽培牡丹更是盛于北方，其核心地带是长安和洛阳。长安牡丹起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唐玄宗开元间牡丹声名大振，至中唐贞元、元和间：“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舒元舆《牡丹赋》)。洛阳牡丹至迟可以追溯至隋炀帝营建东都御苑时易州所进牡丹十数种。唐之中盛，洛阳牡丹虽不如长安，但也不可忽视。洛阳外城尊贤坊成德军节度使兼侍中田弘正宅、宣风坊安国寺两处“牡丹特盛”(《唐两京城坊考》卷5)，五代后唐庄宗临芳殿前“牡丹千余本”(《清异录》)，入宋后，经数十年酝酿，洛阳牡丹盛况空前，名扬天下。京、洛之外，太原、汾州等地乃至西北边陲都有牡丹栽培之迹。而在南方，牡丹栽培极其困难。唐时南方地区仅钱塘、成都等少数地方有移植，而且规模极其有限。徐凝《咏开元寺牡丹献白乐天》：“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白居易《看浑家牡丹戏赠李二十》：“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李咸用《同友生题僧院杜鹃花》：“牡丹为性疏南国。”《牡丹》：“少见南人识，识来嗟复惊。”入宋后城镇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活跃，花卉园艺业蓬勃繁兴，吴越、巴蜀等地积极引种牡丹，杭州牡丹开始享誉东南地区。中州沦落，宋室南渡，牡丹圃艺四散南移，彭州、徽州黟县等地都是牡丹南下的中枢要地而呈繁兴之势。尽管如此，牡丹之在南方，终不如北方之得地利气和。李纲《初见牡丹与诸季申伯小酌》：“牡丹家中州，尤者西邑洛。姚黄妃魏紫，余品皆落寞。南方瘴疠地，寒暑互参错。浪蕊与浮花，未春先已作。安能萃和气，孕此木芍药。”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气温偏高，地气低湿，即或着意培植也很难大有作为。
梅花恰与牡丹相反，是典型的南国之树。“梅花畏高寒，独向江南发。”(蔡襄《和吴省副青梅》)虽然梅花花期早，腊尾年头迎霜冲雪，但其性却不耐寒。牡丹能耐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而梅树在摄氏零下15度就难以存活。梅花在平均温度摄氏16～23度的地区最宜生长。虽然梅花也忌土壤涝渍，但喜欢湿度较大的气候条件。这种湿润习性决定其自然分布主要在我国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尤其是长江沿岸和江南的丘陵、山地。从历史上看，商周至秦汉之际黄河流域的气候似较今日温暖、湿润，生态条件较好，但《诗经》十五国风唯召南、陈风、秦风、曹风提到梅树，其地也只是今陕西省秦岭以南、河南、山东一带。汉魏乐府中有《梅花落》，其创作背景在洛阳一线。随着北方地区气候的变迁尤其是生态状况的衰退，梅花在北方地区的分布越来越少。而在南方地区，随着经济开发、人口增长梅花越来越受到重视。早在春秋越国，就以梅枝作为外交礼物，东晋陆凯寄梅赠远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南朝乐府如《西洲曲》、《子夜四时歌·春歌》等都以折梅相赠作为表达相思恋情的方式。咏梅诗赋在南朝开始大量出现。隋唐之际，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生发展，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历史气候进入“第三个温暖期”，北方地区便不乏梅花栽植之迹。如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盛唐王维《杂诗三首》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二王都是河东(今山西)人，家园之思同眷于梅，可见梅花在当地庄园之栽植情况。尽管如此，北方之梅艺远不能与南方相比。南方的山壑水滨、村间道旁野生梅要远多于北方，晚唐罗邺《梅花》：“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放过江来。”道出了南方地区梅花普遍分布的自然优势。唐诗中今存为数不多的咏梅诗，大多出于南方士人或中原南下的士人，写作背景大多是吴越、湖湘、巴蜀等地，时间上也多在“安史之乱”之后，尤其是北方连年干戈动荡，南方经济文化优势逐步显露的晚唐五代时期。中唐以来，江南文人赏梅艺梅活动渐成声气，白居易在杭州即有“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赏自初开直至落，欢因小饮便成狂”(《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的诗句。入宋后，林逋以“孤山八梅”开领风骚，也可谓是渊源有自。北宋中期开始，“凤山亭下赏江梅”(郑獬《江梅》)已成为杭州一景。苏颂《本草图经》记载当时梅花“今襄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赵蕃《次韵斯远折梅之作》写道：“江南此物处处有，不论水际与山颠。”而此间北方地区的梅花，随着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尤其是生态环境的衰退而日渐寥落，几成绝迹。欧阳修贬居夷陵、滁州，当地山中野梅密布，而任职滑州，有诗道：“惜哉北地无此树，霰雪漫漫平沙川”(《和对雪忆梅花》)。滑州滨临黄河，已无梅可观，北方其他地区更是不难想见。郑獬《和汪正夫梅》其五写道：“应为长安恶风土，故教北地不栽梅。”杭州人强至英宗朝受辟永兴军幕职，在长安六年，有《立春》诗道：“六年不见江梅影，长觉归心似旆摇。”同时田锡、宋庠、梅尧臣等南方士人任职北方春间都有诗感慨北方少梅。而北方人由于少见寡闻，久而久之，对梅花也就显得生分，有关知识十分贫乏，常把梅花与杏花混作一物，被南方诗人引为笑柄。淮阴徐积咏梅诗写道：“北人殊未识，南国见何频。”(《和范君锡观梅二首》)江西晏殊、王安石咏梅诗中都有对“北人不识”的讥诮与调侃。北宋中后期的汴京和洛阳等地，公私园林曾积极引植梅花，如晏殊庆历间由苏州引植红梅于京城宅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记诸园中富郑公园“梅台”、湖园“梅台”、大隐庄“早梅”都是梅花专题景观。另李氏仁丰园(见《洛阳名园记》)、文彦博园(文彦博《梅花》)、赵韩王园(宗泽《题赵园》)、王拱辰环溪(司马光《和子华游君贶园》)、邵雍安乐窝(邵雍《和宋都官乞梅》)、张氏(景昱、景昌兄弟)南园都植有梅株。蜡梅这一梅花新品也由京洛地区首先发现。但是，综观北方地区的梅花，虽然受到一定的注意，但主要局限在汴、洛一线及黄淮之间，野生分布和园艺普及都远不如南方。宋室南渡之后，版图止于淮、岭，吏民集中于江南富庶之地，人口稠密，经济发展，经济文化重心彻底转移至南方，梅花以风土之利更兼人气之旺(刘辰翁《梅轩记》)，圃艺观赏蔚然成风，盛况空前。“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范成大《梅谱》)，以至于“呆女痴儿总爱梅，道人衲子亦争栽”(杨万里《走笔和张功父玉照堂十绝句》其三)，“便佣儿贩妇，也知怜惜”(吕胜己《满江红》)。新品异类层出不穷，园艺谱录类著作纷纷出现，艺梅赏梅活动进入鼎盛时期。
上述可以看出，牡丹与梅花的此起彼伏、相继兴盛，与唐宋之际社会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南北转移密切相关。唐王朝坚持“关陇本位”政策，关陇、河南、河东为政治、文化重心，尤其是秦川平原经济繁荣，京畿地区人烟骈阗，因而牡丹首先在都城长安兴起。五代、北宋政治中心转移至汴洛地区，洛阳牡丹应运而起，盛极一时。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渐趋活跃，梅花越来越受到注意。入宋后尤其是南宋时期，梅花人气益旺，地位飙升，逐渐取代牡丹而后来居上。牡丹与梅花审美地位的交替变迁，反映着唐宋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区位格局的基本走势。
二、“富贵”与“隐逸”
这两个花卉品格概念出自周敦颐的《爱莲说》，周氏以菊花为“隐逸”之花，牡丹为“富贵”之花，认为莲花超越二者，举为“君子”之花，标志着宋人花卉审美切于人伦义理的思想归属。我们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唐代牡丹、宋代梅花两个时尚风潮在审美文化主体方面的差异。
牡丹之视为“富贵”，固然有着花容花色即视觉形象上的原因，这在下一节将进一步讨论，但追溯其兴盛的历程，却由王公富豪、都市宴乐的主体属性所决定。首先，从缘起看，牡丹发迹于隋唐之际，最早得力于宫廷帝王及后妃的青睐。隋炀帝令易州进牡丹，唐高宗曾召群臣宴赏双头牡丹，武则天命西河精舍的牡丹佳品移植内廷，开元中唐玄宗与杨贵妃乘夜游赏沉香亭前牡丹，召李白赋诗、李龟年高歌助兴。中唐文宗再现“赏名花，对妃子”的风流，激赏李正封“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之句，牡丹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可以说皇室是牡丹时尚的先锋与主导。另一对牡丹风行作用较大的是达官显贵、佛寺道观。“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司马扎《卖花者》)。据唐宋诗文笔记等材料，杨国忠、李益、元稹、李德裕、裴士淹、刘禹锡、令狐楚等名流私宅均有牡丹。唐代寺院经济发达，长安慈恩寺、崇敬寺、兴唐寺的牡丹都负盛名。
与此相联系，牡丹时尚表现为都市宴游之风习。舒元舆《牡丹赋》：“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唐国史补》：“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白居易《牡丹芳》：“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辇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因酷嗜牡丹，不惜重金争购名品。“牡丹一朵值千金”(张又新《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花朵，戋戋玉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白居易《买花》)这种情景同样见于北宋洛阳。洛阳汉晋以来便称缙绅世家渊薮，入宋后为陪都，衣冠贵人投闲致仕乐于归属，甲第园池富甲天下，牡丹得以承唐遗势迅速风盛。当时都市游赏风俗也相应兴起，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就专有“风俗”一项。
由此可以说，牡丹时尚主要是王公贵族、都市豪门富贵奢华生活的内容。隋唐是门阀遗风依然显著的社会，京、洛两地更是豪族权贵辐凑之地。汉晋以来，京洛豪贵声色犬马、奢肆游宴之风相沿不绝。至唐之中盛，由于国力的强盛、商业的繁兴，“仆马豪华，宴游崇侈”(孙棨《北里志》)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可以说牡丹正是应时而起、富贵炒作的新题材。那“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狂热，那“牡丹一朵值千金”的豪纵，那“名花倾城两相欢”(李白《清平调》)的浪漫风流，统一于中国封建社会早期阀阅世家、都市富豪作为政治骨干、社会主流所掀起的豪纵恣肆、风流华贵的生活氛围。
在这富贵繁华的生活机缘中，牡丹生物种性的娇贵糜费客观上增添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牡丹对土性地力要求较高，园艺栽培技术性较强，非一般经济条件所能承受。寻常人家即使栽几株，也难以指望有珍品异株出现。作为都市风尚，唐宋两代规模不等地都形成了相应的技术行业和商品市场，呈现着都市消费经济的色彩。所以牡丹之盛，亦即代表都市社会的繁荣、地方经济的兴旺。唐宋之后虽然牡丹栽培呈现四方播衍之势，但规模生产和商业运行总在闾阎繁盛、经贸发达之地。
正是贵族豪门的主导和作为都市繁华宴游的社会属性，奠定了牡丹之作为富贵繁华生活象征的基础。至迟晚唐五代时牡丹就视为富贵奢华之物。如裴说《牡丹》：“未尝贫处见，不似地中生。”无名氏《牡丹》：“倾国姿容别，多开富贵家。临轩一赏后，轻薄万千家。”(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第页)归仁《牡丹》：“天下更无花胜此，人间偏得贵相宜。”同时牡丹风尚也因此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思。中唐以来，针对“一国如狂不惜金”(王毂《牡丹》)，“破却长安千万家”(徐夤《牡丹花二首》)愈演愈烈的风习，白居易等人从国计民生和政教风俗的立场不断提出讽谕和批评，这可以说从反面揭示了牡丹时尚之富贵游赏、消费经济的实质。
而梅花迥异于斯。首先，与牡丹之盛得力于京畿皇室和贵族不同，梅花之受尊尚，起于南方下国的湖山隐士林逋。林逋以隐士心性、视野去观照体悟梅花，视梅花为天酬僧隐的独特风物，“澄鲜只共邻僧惜，冷落犹嫌俗客看”，着意挖掘其“众芳摇落独暄妍”，“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独特神韵与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梅花也因之与闲隐之流结下不解之缘。林逋之前，唐末陆希声《阳羡杂咏·梅花坞》写道：“冻蕊凝香色艳新，小山深坞伴幽人。”诗作于其退隐义兴(今江苏宜兴)后，已流露出梅为隐中知己的心迹。林逋稍后的文同在《赏梅唱和诗序》中写道：“梅独以静艳寒香，占深林，出幽境，当万木未竞华侈之时，寥然孤芳，闲淡简洁，重为恬爽清旷之士之所矜赏。”南宋陆游在回答曾几“梅与牡丹孰胜”提问时说：“一丘一壑过姚黄(牡丹)。”(陆游《梅花绝句》自注)梅花被视为志节自守、离世高蹈者的至爱和象征。虽然梅花的精神意义远未局限于“隐者”的精神世界，但至少在周敦颐发表牡丹为“富贵”之花、菊花为“隐逸”之花的时代，梅花与菊花一样多为隐者所矜赏。后来梅花广受世人推尊，举为精神高标，其耿介幽独、闲静淡泊的意趣神韵也是其最基本的风范。就此点而言，梅花与菊花一样，是与牡丹之“富贵”属性相对立的“另类”选择。
而梅花又远非“隐者”之专利，对梅花的时尚发展来说，比隐者的因缘知遇意义更大的是在广大士大夫及民众中的普及优势。梅花野生资源丰富，野生梅遗核即生，江淮以南“山间水滨”、乡村原野极其普遍(范成大《梅谱》)。梅花的园艺栽培也极为简便，技术平常，牡丹品种中如姚黄、牛黄、魏紫、左花、苏家红、林家红之类品名，都俨然有着技术“专利”的印迹，而梅花却未见此类现象。一般士大夫私宅屋角墙隅孤植一二，或乡村民居田头篱边零星闲布，是极为常见的事。梅花花果兼利，也更易为一般平民所接受。“屋角墙隅，占宽闲处，种两三株。”(扬无咎《柳梢青》其十)“墙角栽梅分两下，夹竹穿松，巧傍柴门垩。”(吕胜己《蝶恋花》)“何必江头千树暗，未如屋角数枝斜。”(卫宗武《为僧赋梅》)“种梅营数椽，四壁但萧然。清带山林气，香来笔砚边。”(薛嵎《潘氏梅所》)这是当时梅花栽培中最普遍的现象，带着日用家常的气息。虽然实际的园艺经营仍有经济条件的差别，但与牡丹相比其社会普及优势也属显而易见，而这正适应了宋代社会的新形势、新格局。
宋代是一个荡涤了豪门世家阀阅势力，以广大中小官僚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社会。封建官僚政治的确立、地主和自耕农经济的发展、城乡百业偕兴流通加剧都显示着平民化、近世化色彩，反映在文化上则是以广大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流的世俗家常、平易近人的人文氛围。梅花以其江南地方随处见宜、平淡无奇的生物种性优势，既适应广大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的经济状况和生活面貌，同时也契合其世俗平民化的文化趣味和精神理想。梅花果实滋味载诸《诗》、《书》，魏晋以来既以花闻，只有到宋代才被推向文化时尚的前沿，成为士人生活情景的写照、精神风范的象征，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殆在于此。可以这么说，梅花既是隐者之花，更是士人之花、平民之花，是平民社会亲切宜人的平居风景、广大士大夫普遍易行的诗意点缀。
宋人对梅花的认识也无不定位于江湖村野，定位于士人平民。“花不向沈香亭上看，树不着唐昌宫里玩。”(陈亮《最高楼·咏梅》)“扶疏不耐繁华，意足自然清绝。”(叶樾《三里塘掐梅》)“自羞贫女钗边朵，难傍宫人额上花。”(刘克庄《赵礼部和予梅诗十绝……》)“本是前村深处物，竹篱茅舍却相宜。”(谢逸《梅六首》其二)“与其玉堂兮金屋，孰若竹篱茅舍幽且闲。与其状元兮宰相，孰若收香敛华林壑间。”(赵必《南山赏梅分韵得观字》)“雪后园林，水边篱落，似全其真，若处之名园上苑，对之急管繁弦，是四皓之去商山，夷齐之入瑶室矣。”(刘学箕《梅说》)“梅兄是遇处，在水涯山巅。……仍多向贫家，不为华屋牵。”(包恢《马上口占感梅》)“惟有梅花不厌贫，花前笑语伴闲身。”(连文凤《谢人惠梅花》)这些北宋后期以来的言论，强调的都是梅花作为隐者逸流之花、士人平民之花、家常闲居之花、山林村野之花的社会属性。上溯唐朝，早在王公贵族竞趋夸赏牡丹之时，就已经出现了标榜梅花以为抗衡的意向。前引晚唐罗邺《梅花》：“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放过江来。”不仅揭示了梅花分布的南、北差异，同时也明白地表达了江南寒士得天独厚、鄙物自矜的傲慢心理。虽然诗中没有明确提到牡丹，但联系中唐以来京洛豪门权贵酷嗜牡丹的实际，不难把握以南梅应对牡丹这一京都奢尚的潜在意识。
当然一切都是相对的，无论牡丹还是梅花，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社会同美共爱的现象，唐代牡丹诗赋相当一部分出于下层士人之手，而宋时梅林、梅溪、梅屏、梅苑一类园艺建设大多属于衣冠贵人，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的审美资源也越来越倾向于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在唐宋时期，牡丹、梅花两大时尚的先后出现毕竟孕育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缘发于两种政治、经济地位不尽相同的社会阶层，体现着社会形态和封建文化由门阀贵族型向士绅平民型的深刻演变。从下节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正是这种不同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牡丹与梅花人文意趣和文化意义的分殊。
三、颜色与品德
牡丹与梅花所体现的审美意趣和文化意义诚可谓大异其趣。审美的问题只有在主、客观的有机联系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上述不同的社会主体意趣与牡丹、梅花不同的生物形象相激发，形成了两者迥然有别的人文意趣。大致说来，牡丹之美胜在花容花色，是三春芳菲中秾艳之至，而梅花花色寒薄淡雅、风姿清疏幽峭，代表了繁华春色中的“另类”。在此物色基础上，生发的精神意义和文化象征分道扬镳，各极其致。牡丹成了事功富贵、时世昌盛的象征，而梅花则成了意志坚贞、人格清越的写照。
牡丹客观条件优越，所谓艳压群芳，美在容色，客观上有两方面的物理基础。首先，牡丹花朵硕大，面径达10～30厘米，大红大紫，鲜艳夺目，枝叶繁密，一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状态，三春芳卉中少有其比。舒元舆《牡丹赋》：“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满室。叶如翠羽，拥抱比栉。蕊如金屑，妆饰淑质。”说的就是牡丹花团锦簇般的秾艳姿态。其次，牡丹物种变异性显著，无论野生自然状态，还是园艺栽培，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导致花色新品的出现。《龙城录》载玄宗朝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有绝技，“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据《杜阳杂编》、《酉阳杂俎》等书所载，中唐时期有千叶牡丹、千朵牡丹、合欢牡丹，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不同颜色的新颖品种。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记名品二十四个，西京留守钱惟演所记九十余种。北宋后期，周师厚、张峋等记洛阳牡丹更是多达一百一二十种，可见花色品种变化繁衍之绚烂多彩。这些层出不穷的牡丹品种，固然有花期、习性、株形等方面的不同，但主要的仍是花容花色的变化。
牡丹花容姿态的秾丽娇艳、花色品种的丰富多彩，给人们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娱乐享受。正是牡丹绚烂多彩，艳压群芳的物色基础，激发起唐人一浪又一浪的审美高潮。唐玄宗“赏名花，对妃子”的宫闱胜事可谓是牡丹审美文化风潮的第一步。“名花倾城两相欢”(李白《清平调》)，牡丹的艳丽与杨妃的娇贵、唐明皇的至尊交相辉映，极尽物色风流艳美之致。中唐以来“延之士庶”，“一国如狂”，文人诗咏文赋赞美牡丹，多极称其“紫腻”、“红娇”(王建《题所凭牡丹宅牡丹花》)、“繁华”、“娇艳”(徐夤《牡丹花二首》)、“千娇万态”(徐凝《牡丹》)，牡丹赢得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唐人赋咏牡丹最负盛名的舒元舆、李德舆的同题《牡丹赋》，极力铺陈、渲染的都在牡丹殿春开放的绚烂热烈、姿容的娇艳华美，代表了唐人尚乎其色，着意其秾姿艳态的审美取向。就具体的花色趣尚而言，唐人也是贵重大红大紫。牡丹中也有花色纯白品种，但如白居易诗中所说：“素华人不顾，亦占牡丹名。”“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白居易《和钱学士白牡丹》)。联系唐代官员服饰以颜色区分尊卑贵贱，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再联系唐三彩、唐人仕女画与敦煌壁画的秾艳绚烂，都不难使人感受到一种统一的大唐盛世豪纵奢华、富贵俗艳的时代文化风尚。这种着意于物色姿容的征逐享受，是一种物欲激发、感官娱乐型的审美品格。“能狂紫陌千金子，也惑朱门万户侯”(徐夤《牡丹》)，唐人之牡丹审美显明地表现为时尚热烈、群趋迷狂的情态。而牡丹花色品种的绚丽多彩，客观上也适应和激发了骋豪炫富、征奇逐艳的社会风习。这种审美时尚情态既是一种典型的封建都市消费文化、上流社会奢糜风习，同时又展现着封建盛世积极外向、情感恣逸、意气雄放的文化精神。
正是牡丹富丽堂皇的感官形式和都市上流社会相应的富贵意气，酿造起牡丹文化奢华糜丽的历史风景，确立了牡丹这一观赏植物以绚丽物色表功利气势的人文特色。中唐以来牡丹逐步积淀为富贵繁华、生活荣盛的象征，其象征意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繁华富贵。至迟在晚唐五代牡丹就被视为富贵奢华之物，北宋时更是出现了“富贵之花”的说法。后来牡丹栽培虽然大大普及，以盛产牡丹著名的南宋的彭州、明清时的毫州、曹州等地也远非京国重地，但“花中富贵”、“花中王者”的称谓却越来越流行。
二是繁荣昌盛。这一意义又相继从个人、家族、时代等不同层面展开。首先是象征人生佳境：花季为物色之盛，春荣欣喜而落华生悲是人之常情、诗家故态。“繁华有时节，安得保全盛”(元稹《与杨十二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花艳人生事略同”(杜荀鹤《中山临上人院观牡丹寄诸从事》)，牡丹以其殿春开放、艳压群芳的盛景更易激发好景不常、盛衰变灭、惜春伤逝的情感。中唐以来尤其是晚唐时期这一类即景感怀之作颇多。诗人们百般流连眷惜的是牡丹那绚烂娇媚的花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它代表着生的活力与佳境。南宋吕本中《谢人送牡丹》诗中写道：“折与病夫元不称，玉瓶留待冶游郎。”牡丹是生命旺盛、情感热烈、青春浪漫的意象和境界。其次是象征家道之盛。罗隐《牡丹》：“落尽春红始着花，花时比屋事豪奢。飞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牡丹是奢华之物，牡丹所在即富贵所在，繁华所在，从诗人们的感慨忧喟中不难感到，对于穷奢极侈的朱门豪族来说，庭蓄牡丹、艺出名品代表了怎样的鸿运鼎境。第三则是上升为整个时代的象征。晚唐时期诗人多咏“残花”、“落花”，是大唐国运“夕阳黄昏”衰颓莫挽的心理表征。反之，牡丹繁荣则是人物喧阗、富贵风流的盛世之象。唐代牡丹兴盛于长安，京国重地，天宝物华，常给人国祚所系的联想。生当盛世咸与游赏也许沉迷不觉，一旦势运时移，衰乱相逢，不免感时泪溅、蒿目唏嘘。唐末诗人郑谷《中台五题·牡丹》：“乱前看不足，乱后眼偏明。却得蓬蒿力，遮藏见太平。”牡丹被视为帝京繁华的遗物、太平盛世的见证。宋代洛阳代替长安成为牡丹中心，中原沦陷后，在广大南宋吏民心目中牡丹成了帝京繁庶的象征、故国梦华的媒介。
三是大国气象。陶谷《清异录》：“南汉地狭力贫，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国之志，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周)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刘)獲面缚到阙，见牡丹大骇，有缙绅谓曰，此名‘大北胜’。”茉莉原出波斯，性喜暖湿腐殖之地，岭南滨海地区种植历史较久，典型的南国风物。花色洁白，香味浓烈，夏日薄暮放花，芬芳冉冉，清雅宜人。但其色泽、气势自不能与丰盈鲜艳、雍容华贵的牡丹相提并论。以牡丹弹压茉莉，很能伸张后周、赵宋——当时的中州王朝作为国家统一主体的恢弘气象。
梅花的审美，在主客观诸层面都与牡丹大相径庭。首先从物色条件看，梅花花小色淡，极不起眼。虽然也有红梅、蜡梅等不同品类，基本风格却是一致。不仅与丹、芍不足相提并论，就是与同类桃、杏相比也属逊色。但在三春芳菲中梅花也有独具的优势和特色：一是花期特早；二是清香别致；三是枝秀干屈，姿态丰富。这些都显示了梅花三春芳菲中的“另类”色彩，甚至梅花的花色淡小，在宋人心目中正是一种“另类”优势。
宋人的贡献就在于对这些“另类”之美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欣赏，并赋予其深刻的思想意义，推为群芳至尊。晋唐之际，梅花也曾是都市早春宴游吟赏的一大题材。南朝江总《梅花落》：“腊月正月早惊春，众花未发梅花新。可怜芬芳临玉台，朝攀晚折还复开。长安少年多轻薄，两两共唱梅花落。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初唐刘希夷《春日行歌》：“携酒上春台，行歌伴落梅。”苏味道《正月十五夜》：“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说的都是梅时游乐的场景。此间的文学赋咏，主要捕写梅花色素香清、开早新好(文人咏梅诗赋)等外在特征，或睹花惊春，藉以抒发感遇伤逝、惜春纵游之情(以乐府《梅花落》为代表)。这些总归物色悲喜、爱欲生情的审美取向，与同时牡丹审美中的情态大致不差。而宋人则不同，着眼点从梅花的春色时艳之美移到了品格个性之美，强化其“另类”色彩，进而抉发其人格“比德”意义，用宋人的理论来说就是“不取其姿而取其意，不取其意而取其德”(曾协《直节堂记》)。“姿”是物色形貌，“意”是风格神韵，“德”则是品节义理。所谓“不取其姿”，并不是全然脱弃物色，自然美不能脱离自然物而存在，而是说不以丹芍、桃杏一类擅长的娇姿艳容为趣尚。入宋始兴的花卉如酴醿、水仙、山礬、茉莉，宋人赏爱有加如莲、菊、兰、桂、松、竹等大都不以色胜。它们或以色淡香清之形质，或以与三春芳菲季节相异的特性，呈现着与娇媚华艳习尚迥异的清淡、高雅的美感风格。这一趣味转移大大拓宽了花卉审美的天地，使一些原本默默无闻、平淡无奇的花卉开始进入主流视野，引起重视。梅花是其中的佼佼者。梅花花色淡小、香气幽清，加以先春而荣、枝干峭劲，具兰之幽、菊之傲、竹之直、松之刚，在宋人看来正是淡雅高坚一族中的“集大成”者(袁燮《病起见梅花有感四首》其二)。宋代梅花审美的基本思路是，发掘梅花枝干香味、花期习性等迥别于秾艳视境的“另类”因素，凸显其淡雅幽峭的形式意味，从而确立其超越流俗的格调(“意”)，进而寄托和演绎高超的人格精神(“德”)。梅花的品格神韵存在于与丹芍、桃杏之类乃至于整个春花时艳的对立之中，梅花以其“另类”的姿态代表了一种超然高视、凌轹流俗的人生意态与精神品格。可以说梅花审美形象是一个更多主观理想意味的“比德”写意符号，其美感核心不在视觉感官形象，而是主观的品德拟喻和人格象征。
很显然，这种由“姿”而“意”，由“意”而“德”的进路不仅是审美认识的深化，关键在价值观念的转变。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统治的强化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入宋后日益增强的历史趋势，它有着中唐以来庶族官僚地主阶级兴起，官僚政治体制深入建构，中央专制集权进一步强化的现实基础。广大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即“士大夫”作为新型官僚政治、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对维护和强化封建伦理秩序有着更切身的需求和自觉的责任，因此特别注重自身的思想建设，砺名节，尚廉耻，严乎义利之辨，讲求雅俗之分，由此带动了道德品格意识的普遍高涨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深入严密。两宋时期士大夫主流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都离不开这一思想建设的课题，方式各异、程度不等，都体现着注重人伦义理，讲求心性修养，弘扬道德名教的精神。梅花审美中的轻“形”重“格”、摈“色”求“德”，与宋人整个自然审美中的“即物究理”、因物“比德”之风一样，都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牡丹在唐人也曾引起“应为芬芳比君子”(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的想象，但牡丹富艳流俗的面貌漶没了“志洁称芳”的可能。只有梅花这样的“另类”形象才能充分展示超越流俗的品德意义，也只有梅花这样集松之劲、竹之峭、兰之幽、菊之贞，而又自具其平淡闲雅之性的典型“另类”，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最佳载体、道德意志的理想写照(请参考笔者《梅花象征生成的三大原因》，《江苏社会科学》年第4期)。
宋人着意于梅花的“比德”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超越流俗的格调(“清气”)；一是坚毅不屈的意志(“骨气”)。前者以林逋等人的隐者意趣为代表，同时又是广泛意义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超越祈向。后者以儒家入世的气节品格为代表，体现着责任义务的自觉与道德意志的自律。两者一阴一阳，一柔一刚，既有着不同的价值理想和现实风格，又互补融通，相辅相成，整体上构成了一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道德意志结构。它包含着儒释道思想的深刻融合，体现了社会伦理要求与个人自由意志，道德理性与情感心理的高度统一，在士大夫阶层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是宋人品德追求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理念，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士人道德追求和人格理想的普遍法式。正如宋末郑思肖所说：“大抵古今超迈之人，所出之时皆不同，所遇之事亦不同，高怀、劲节则同，辉辉煌煌俱不可当。”(《我家清风楼记》)正如晚清王国维所说：“古之君子，为道者也盖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则在超世之志与夫不屈之节。”(《此君轩记》)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士大夫的阶层意识已逐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道德理念，融汇到了整个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之中。沿着晋唐之际对梅花报春献岁、物色新好的感知赞美，宋人从天地阳和、宇宙消息的高度加以理会认识，在梅花的“清贞”之美之外，还进一步揭示出梅花的“生气”之美。对此贡献最大的是理学家，南宋魏了翁等人视梅花为天理流机、乾坤消息的物色载体，把梅花先春独发看做是“端如仁者心、洒落万物先”(陈淳《丙辰十月见梅同感其韵再赋》)，是仁者先觉、化育天下之博大襟怀的体现。这种品德立意统一于宋人“尚意”“比德”的总体审美倾向，撇开其理学的动机，客观上揭示出梅花的另一象征之义。“一夜霜清不成梦，起来春意满人间。”(黄铢《梅花》)“空中三五点，天地便精神。”(王柏《题梅》)这些春意生机的赞美，移之于人类社会，正是对社会、人生之生机活力的祈愿和追求。“生气”与“清气”、“骨气”是宋人确立的梅花三大象征意义。
从上述有关牡丹与梅花的审美认识中不难看出，两者无论在审美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包含着鲜明的对立，几乎构成了审美风格和精神价值的两极。牡丹之美重在感官形式，其人文象征生发于绚丽眩目的色彩气貌之中；梅花之美重在品格精神，梅花以“另类”的形色代表了一种抗越流俗的品德境界。梅花之美甚至即确立于对牡丹之美的超越之中，牡丹与梅花以时尚的颠覆和趣味的对峙代表了唐宋之际文化精神由豪迈粗放而内敛精雅，由“外王”而趋“内圣”，由重外在事功而重道德修持的深刻变迁。牡丹与梅花不仅各以自己的时尚形象体现了各自时代的文化精髓，同时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也树立起两个意义截然不同的文化象征。牡丹代表的是外在的、强盛的事功位势、时世气象，梅花象征的则是内在的、高雅的精神品格、德性意志。两者无论历史起源还是意义功能都迥然有别。
四、关于国花的思考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牡丹、梅花这两个重要的传统名花形象风格和文化意义的种种差异乃至对立，这些分别和对立是唐、宋两个时代社会与文化风貌殊异的典型体现，展现着各自时代的社会、文化优势，同时也都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由于唐、宋两代是封建社会盛衰转折的两个典型阶段，牡丹和梅花所代表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精神的殊致与对峙，就远远突破了两个时代的范畴，呈现着普遍的意义。“姚黄富贵江梅妙，俱是花中第一流”(朱翌《题山谷姚黄梅花》)，这不仅表现在自然形貌上，也表现在文化意义上。可以说，牡丹与梅花以两极对立的方式，典型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生成、发展多元融合的历史有机性和内在丰富性。这是我们今天继承这两个文化遗产必须明确和尊重的事实。
放眼中国历史，南、北两大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乃至对立源远流长，极其显著，而唐、宋两代恰好是南北盛衰转换的关键时期，唐以前中国文化中枢在北方，宋以后重心移至南方。牡丹与梅花分属于不同的自然区域，对应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南北差异，体现着不同的区域自然与人文风格。在自然种植条件下，牡丹与梅花的地域分野是难以改变的。唐宋以后，牡丹在安徽亳州(明代)、山东荷泽、兰州、临洮(清代)等地相继兴盛，这些都属黄河流域，而梅花一直盛于南方，为南方广大士绅民众所钟爱。沿此审视近代以来国花认选中的梅、牡之争，也不难感受到社情民意的南、北异势。清室以牡丹为国花，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废牡丹改议梅花为国花，这与当局者多为江浙人士有很大关系。八九十年代我国一些单位、机构举办的名花、国花评选中，牡丹和梅花总居前列，而位次不一。大致说来，南方地区的评选中，梅花多居首席，如年11月20日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园林学会、《园林》杂志编辑部、上海电视台“生活之友”栏目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十大名花评选”，结果依次是梅花、牡丹、菊花、兰花等。而北方地区的评选，牡丹多拔头筹，如天津《大众花卉》杂志年第6期公布的当地十大名花评选，结果是牡丹第一，梅花第三。可见唐都牡丹南渡梅包含的文化异相是一个不绝的情结。虽然时至今日，经过长期的栽培选育，牡丹和梅花业已形成或正在逐渐形成适应各种不同气候带的种群，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其生态适应幅度将不断扩大，但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要使牡丹与梅花离开原产地正常生长，仍需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牡丹与梅花都有其社会普及的局限。如何使国花满足最广大的民愿，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斟酌的。
唐宋之际牡丹与梅花审美中的“王公贵族”和“士人平民”之分，时至今日业已失去意义。但在唐宋时期这种社会性差异就只是相对的，更多的是文化趣味上的不同选择。由此形成的华丽与朴素，富贵与幽雅，热烈与沉潜，感性与理性，审美与道德种种思想价值与美学风格上的二元对立，使我们今天置身两间不可遽然轩轾、轻与取舍。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象征，牡丹与梅花分别代表的是中国古代两大历史文化类型。前人有所谓“前三代”、“后三代”之说，夏、商、周三代已邈不可及，而汉、唐、宋三代被视为封建时代的盛世典则。汉、唐是一个类型，以泱泱大国、太平强盛著称；两宋气概稍逊，却以风俗名教、思想文化见长。这两种社会文明的圆通兼济、谐调平衡，构成了我们民族最完美的社会理想，“治隆唐宋”是古代最富感召力的治世口号。牡丹与梅花作为唐、宋两代社会文明的典型象征，无不处处显示着等量齐观的历史诉求。牡丹所象征的重在外在事功、物质文明与国家气象，而梅花所象征的重在内在品格、精神文明与民族精神。天地之道一阴一阳，这种二元对立的意义与功能，如能相辅为用，构成一个表里呼应、相辅相成的意义体系，更能全面、准确、充分地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展示我们的社会理想。
当然两花并仪，形象性和象征性都不够集中突出，更有人担心具体标志不易制作，但国花与国旗、国徽、国歌等法律强制形式不同，它主要属于一种共享的民俗资源信息，首先应予考虑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俗心理基础。放眼世界，也不乏以两种或多种作为国花的现象，如日本以菊花和樱花为国花，菊花重在皇室象征，樱花广为民众喜爱。如果我们从顺应社情民心的立场出发，我们会发现两花并仪未必影响国花意义的发挥，相反却可以赢得更广泛的民众基础，而且因其形象风格和象征意义的不同，可以更广泛、充分地发挥其使用价值。那么是否也可以采用两花以上的其他方案呢，我们认为理论上也无不可，但选择越多，象征性也就越分散，广泛性和集中性很难达成平衡，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几大传统名花中，只有牡丹与梅花才是旗鼓相当的两极。其他如山茶、月季等娇美形象和神韵气势大致为牡丹所笼罩，兰、荷、菊等的淡雅气质和品格立意则不出梅花之范畴。就形象风格和象征意蕴而言，两花并仪可谓备足无余，无须节外生枝。
总之，对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传统丰富多彩的国家来说，要选择一个芳菲微物定于一尊，作为国家象征，很难做到广泛周延，少有异议。回眸历史，聚焦唐宋，抚往追昔，鉴古知今，我们认为，两花并仪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只有牡丹与梅花相辅为用，才能满足社会不同之爱好，顺应文化多元之诉求，充分体现历史传统，全面弘扬民族精神。也就是说，只有两花并仪，才能展示“国花”之作为国家象征的传统悠久、涵盖广大、理想崇高和意蕴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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