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篇文章去年此时完成初稿，现重新予以修改，记录的是年我母亲突发脑溢血后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本文约1万字，全部看完需要半个小时，如没有时间，可先收藏，以后慢慢看。如无兴趣，也可直接拉至文后，给作者点个赞。
以下正文：
转业回来的第二年，即年5月，母亲突发脑溢血，病情危急，来势凶险，差点让我手足无措。为了救治危在旦夕的母亲，我毅然决然踏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寻医路。从母亲发病到她开颅术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下，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救治，母亲转危为安，逐渐康复，慢慢与常人无异。但这段经历，今天回想起来，仍让我心有余悸。
突发急症
5月23日晚，我陪爱的人师父喝了点酒。回家便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起盹来。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拿起手机一看，是父亲打来的，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十点零八分。父亲平时不轻易打电话给我，这么晚打电话来，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想到这里，我睡意全无，赶忙翻身坐起，按下接听键，父亲急切的声音从“你妈妈不好，快，赶快开车回来！”来不及细问，我叫上爱人，拿上手机钱包，就匆匆下楼了。
晚上喝了点小酒，于是让爱人开车。我一边指挥爱人选择最快的路线，一边给父亲打电话了解情况。父亲说母亲突然头痛欲裂，直不起身，还不停地呕吐。听起来情况很严重，我的心情也更加急切和沉重起来。
夜晚的路显得是那么漫长，一路上我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就飞到母亲身边，给她安慰和依靠。从来不信鬼神信苍生的我，此刻也不由得在心中祈祷起来，母亲好人有好报，千万不能出什么事。
路上开车大约花了近半个小时。见到母亲时，她正一手扶着头部，坐在床边呕吐，地上有清理过的痕迹，呕吐物味道弥漫着整个房间。
我和爱人叫了一声妈妈，母亲缓缓抬起头，嘴角残留着黄白色的呕吐物，她努力地想挤出笑容回应我们，却是一脸苍白和痛苦的模样，看得我直心疼。
我赶忙坐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询问情况。正拍着背，母亲突然低下头又呕吐起来。待她呕吐完毕，我示意爱人去打点水来，给母亲作个简单清洗，自己也起身清扫呕吐物。
医院，一刻不也能耽搁。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必须坚强起来，我请父亲赶紧收拾证件，衣服等，自己则搀扶着母亲坐上车子后排。
去医院的距离和刚才来时差不多，大约二十多分钟的车程。这在平时不算什么，亲眼目睹母亲的状况后，焦急和痛苦已经让我恨不得车子能飞起来。一路上我轻轻着给她拍着背，试图缓解她的痛苦。
路上打了个电话给姐姐，告诉她母亲有点不舒服，医院。姐姐问，情况严重不？医院来。我说，应该没什么大事，有我在，你放心。我没让姐姐过来，一来怕她焦急，晚上赶过来不安全，医院，母亲经过治疗后很快就能回家，不至于出现太严重的情况。
大约晚上十一点多，医院。医院我来过不少次，但这么晚带着亲人来做检查还是第一次。医院里人不多，只有急诊科的医生还在值班。
医生简单地询问了症状，便开了一张头部CT申请单，平静地说母亲的症状必须要经过CT检查后才能确定是什么病因。
根据医生的指引，我和医院的走廊去做CT。走到一半，母亲忽然停下来，问道，CT检查要多少钱？贵不？我说几百块钱而已。母亲说，太贵了，要不请医生开点药回去吃算了。爱人连忙说，这怎么行，不检查一下怎么对症下药呢，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做CT检查的医生迟迟没有来，等待过程中，母亲疲惫的靠着我休息，没有再呕吐，只是脸色惨白，整个人因为疼痛显得虚脱无力。
CT检查结果出来后，我看见上面写着：蛛网膜上有白色小点。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有点紧张并试着问做检查的医生，这种情况常见吗，严重吗？他可能司空见惯了，木纳地回答我说，比较常见，应该不算严重。听到医生这样说，我当时还有一丝侥幸心理，天真地以为，母亲住几天院就可以康复回家了。
回到急诊科，医生看过CT单后，立刻给母亲安排打点滴，并让父亲陪在母亲身边。他把我和爱人叫到一旁，一脸凝重地告诉我，初步诊断是蛛网膜下腔脑动脉出血，也就是俗称的脑溢血，病发突然，来势凶猛，很危险，我们这里条件有限，治疗不了，只能缓解疼痛和稳定血压，医院，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医院ICU，安排转院。
听到这个消息，我犹如五雷轰顶，脑海一片空白，眼泪几乎要流下来。爱人也很震惊，眼圈红着，隐约可见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这不是伤心的时候，我强忍住痛楚，对医生说，请你们赶紧安排吧。
回到病房里，母亲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眉头紧锁，看得出来，虽已在输液，她仍然十分痛苦。母亲的白发像野草一样蔓延着，额头上的皱纹也随着她的痛苦一下子增多起来，看上去远比她实际年龄要苍老憔悴许多。
听见我进来，母亲睁开了眼，问我医生怎么说？我尽量掩饰住内心的痛苦，告诉她，不严重，你安心打针。她说，你脸色这么难看，跟我说实话！我如实告诉了她，不过没有把情况说得那么严重。母亲将信将疑，闭上眼睛，没再说话。
没有多久，几个医护人员推着一辆手术车进来，在我和父亲协助下，把母亲平移到车上。母亲就这样继续输着液，被抬上了救护车。我陪着母亲，爱人开车载着父亲跟在救护车后面。
当救护车呼啸着穿过城市大街小巷时，我无心看风景，眼睛一刻也不敢从母亲身上挪开。我握住她的手，感受着她的体温。多么希望此刻的我能像一个武功高手，把多年的修为注入母亲的体内，心里默默地，一刻也不停地为母亲祈祷着。
这时，输液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母亲的眉头比先前要舒展了不少。她突然睁开眼睛，幽幽地看着我说，这次恐怕要花不少钱吧。我说，治病要紧，钱可以再挣。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你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配合医生把病治好，其他的事情，我来考虑。母亲像个孩子般地微微点了下头，嗯。
午夜的街上，车已经很少了。但我总觉得时间是那么漫长。看着母亲日渐苍老的面庞，脑海里一直回荡着母亲为我辛勤操劳的画面，很想流泪，又怕母亲看见，影响她的情绪。只好故作轻松地和她说一些其他的事情。
一夜无眠
医院的时间已经是24日凌晨1点多了。医院方面事先接到消息，很重视，已经有人在楼下等待，待我们一到，马上安排母亲进重症监护室（ICU）。
ICU只允许一个家属陪同，我跟着进去了。走进ICU，灯光昏暗，各种仪器“滴滴”的声音和红色绿色黄色的指示灯此起彼伏，一片肃杀的气氛。我浑身不由得一哆嗦，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进来这种地方了？
病床上的母亲，迅速被医护人员安上了心跳、血压、氧饱和度等各种监测设备的探头。这时，她已经很累了，睡着了。我定定地看着这张熟悉的脸，鼻子一酸，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
安置好母亲，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爱人已经和父亲等候在那里。医生一面向我们分析病情，一面给我们介绍各种风险。他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都一一说了出来，大致是说母亲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然后让我们在各种文书上签定确认。
我们听完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在这里，我收到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我强忍着痛苦，含泪签完了所有的字。医生告诉我，今天晚上是特别危险期，让我们采购完住院物品后，留一个人在门外值夜等候，有什么情况好第一时间联系。
出门仓促，我们只带了证件和几件简单的衣物，还要回去拿衣物。我决定由我值夜，把爱人和父亲各自送回家。一路上，我们三人悲戚得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很久。开车的同时，我还时不时瞄一下手机，生怕手机响起。
送完爱人和父亲，我以医院，把车停在正对着重症监护室的停车位上。这时候已经凌晨2点40分了，我反复回想着医生说的话，思索着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姐姐，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最终还是打了个电话给姐姐，把母亲的病情作了简单介绍，只是没有医生说得那么吓人，让她第二天一早再过来。
我把车座位调整了一下，斜躺下来，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并开启震动模式，攥到手心里。
夜凉如水，微微有点冷的风从车窗外吹进来，吹到我的脸上。我无心看手机，欲哭无泪。我直勾勾地盯着对面二楼重症监护室外走廊上的灯光，医院已经寂静地没有一丝声响。
不知看了多久，没有任何响动，我又拿出手机，点亮屏幕，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免打扰模式，发现早已取消了。手机的主界面上也没有任何信息提示，四周一片沉寂。
把手机放回去，眼前闪现了母亲的许多画面。这三十多年来最亲爱的人啊，她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老了，病了，正躺在对面的重症监护室里等待治疗。想着想着，精神恍惚起来。仿佛回到了童年，母亲还年轻，我跟在她的后面嬉戏打闹…
不知什么时候起，耳旁突然响起了《烛光里的妈妈》，唱得是那么地撕心裂肺，“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
我从恍惚中惊醒过来，泪流满面，我的妈妈呀，她正在最痛苦最难熬里挣扎呀！
……
其实我父母亲身体向来没出过大问题。母亲的血压偏高有好几年了，属于遗传性的那种，一直在用降压药物，这些年基本维持在大致正常的范围内。这次因为休息不好，突发脑溢血，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不太重视、不甚关心的缘故。心里的痛苦夹杂着愧疚，说不出的难受。
一夜无眠，手机也在我的惊魂未定中保持了安静。
难以抉择
第二天一早，姐姐姐夫便赶了过来。为进一步确定出血位置和脑血管情况，医院给母亲安排了头部彩色CT。我们三人陪着母亲去做检查。母亲从ICU出来时是躺在检查车上的，降压输液没停，生命监测设备也随车一起。
看见我们三人，她试图抬起头来和我们打招呼，随车护士赶紧制止了。护士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母亲是不能抬头的，须尽量保持身体和情绪的平稳，不能受冲击，以免血压突然升高，出现意外情况。
母亲无奈地冲我们笑笑，一夜休息后，她的气色比先前要好一点，整个人看起来很平静。经过昨天的转院、入ICU，以及看到姐姐姐夫到来，她应该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了，但她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悲观的情绪，也许是药物缓解了疼痛，善良的人天性乐观，抑或是在儿女面前显示她的坚强。
结果出来后，医院召集神经外科和介入治疗科的专家们会诊。会诊结束时，把我们几个家属叫过去谈话。
神经外科主任拿着CT片给我们介绍说，母亲的右侧脑动脑已经鼓起来一个包，血就是从这个地方渗出来的，它有随时破裂的危险，一旦破裂，人将难保，必须尽快安排做手术。
他进一步说，手术分两种，一种是介入手术，费用十五万左右，大概从大腿动脉插进去，一直到颅内，放入支架，优点是手术风险小，病人的痛苦也要少很多，缺点是效果一般，复发可能性大；
另一种是开颅，用特制的夹子夹住血管鼓起来的地方，费用稍便宜一点，优点是效果要好一些，缺点是手术风险较大，如出现手术意外，人就没了。介绍完情况，他说，做何种手术，你们自己先商量好，必须尽快作出决定，病人拖不得。
我们一时难以抉择。介入治疗如果能确保疗效，肯定是不二选择，而且能减轻母亲的痛苦。但是治不好，反而是增加母亲的痛苦啊，这么凶险的病，不能及时治好，恐怕会成为我们做儿女的一辈子遗憾。
而开颅手术，想想又让人后怕，甚至有些恐怖。
商量了很久，我们最终决定做开颅手术，用一时的痛苦，争取换来母亲的平安。
回到医生办公室，我问医生，开颅手术的风险有多大？
他回答说，这个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判断，出血位置不同，血管韧性不同，风险也不尽相同。
我问，医院以往手术的经验来看呢？
他说，说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治愈可能，百分之三十的可能会半身不遂，还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会术中，或术后恢复过程中出现意外。
我进一步问，治愈可以恢复和常人一样吗？
他回答说，根据我们的经验，很难完全恢复到病发前的状态，开颅术后神志多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听完他的介绍，我心里想，这怎么行，人命关天，何况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当时就产了一个念头，继续转院，医院去做手术。
于是我又回过头来问医生，医院更加专业？
他告诉我，据我们了解，只有湘雅。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跟姐姐姐夫说，你们在这里陪妈妈，我这就去湘雅找医生。
吃过中饭，我带着CT影像开车前往长沙。湘雅我并没有熟人，一路上，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一个黄牛的号码，挂了湘雅附一一个神经外科副主任医生的号。
医院后，排了很久的队才轮到我。医生拿着CT影像简单看了一下，看着我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必须做开颅手术，介入治疗没效果。我们这里可以做手术，但是短期内没有床位，根本安排不进来。医院看看？说完，她不再看我，直接喊道，来，下一个！
前后不到两分钟，她便把我打发出来。我只能无奈地拿着影像回到车上。在医院外面徘徊了很久，一想起母亲痛苦的模样，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寻思着，要不找一下神经外科的主任说说情？
我找了很多人打听，得知该主任正在做手术。我等候在手术室外面，一直到下班了，仍没见他出来。
我问值班的护士，她告诉说主任已经从另外一张门走了。
我说，能不能告诉我他的手机号码？
护士答道，他手机我不知道，这个是保密的，你问别人也问不到的。
碰了一鼻子灰，我不甘心也别无他法，只能继续投入到打听关系中去。
带着无限愁绪，开车经过湘江南路时，落日的余晖斜映在江面上，波光粼粼，直晃眼睛。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无心留恋，只想尽快回到湘潭，回到母亲身边。
再回到母亲身边，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得更加憔悴有些变形的脸，我心如刀绞，无助感涌了上来，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是我无能啊，不能为母亲缓解疼痛，跑了一趟长沙却几乎没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再赴省城
医院继续给母亲注射降压和止痛药，住ICU留观。
25日上午9点左右，爱人打电话告诉我，经过打听，她的同事有个哥哥在湘雅附二神经内科，也就是做介入治疗的科室。问我要不要联系一下，去当面问问。我说，赶紧联系吧，我这就出发。
湘雅附二地处长沙闹市区，前来就医的人很多，排了将近一个小时队，才把车停好。医院门诊大楼，比农贸市场还要拥挤。
接近十一点半时，我才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爱人同事的哥哥。人家是知名专家，当时正是他坐诊的时间，诊室外侯起了长队。我挤进去，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专家并没有表现出来我期望的热情，他让我在外面等一会，等下叫我再进来。
差不多十分钟后，他叫我进去，稍微看了一眼片子，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建议还是做开颅手术比较好，这样吧，你去神经外科问一下，刚好科主任在楼下坐诊，快下班了，你抓紧去。
我来不及说感谢的话，顺着他的指引疯一样跑到楼下，但很可惜，由于人非常之多，等我找到诊室时，神经外科的主任已经下班走了。
我再回到楼上，想找爱人同事的哥哥询问电话，也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不见了踪影。而他们下次坐诊时间是两天以后。
望着楼道里逐渐散去的人群，无力感再次充斥着我的全身，两条腿沉重得走不动路来。
怎样才能救我的母亲，我真的感到了一丝绝望。
我从怀里掏出来一支烟点上，猛吸几口，然后头脑一片空白地趴在湘雅附二门诊部和住院大楼之间走廊的栏杆上，任由青烟随风漂荡。直到香烟燃尽，灼痛了手指，才缓缓抬起身体，走向地下停车场。
回到车座上，四下无人处，想起在疾病折磨下顽强抗争的母亲，和自己这些天来所有的悲伤、苦累与无助，我泪流满面。
又是一无所获，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湘潭。
而此时的母亲，痛苦万分地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我掩饰不住的失落，母亲似乎明白了什么，试图挤出笑容宽慰我，却由于病痛的缘故，笑得非常苦涩，让我看了愈加地难受。
母亲劝我不要折腾了，就在医院动手术吧。但我不想放弃希望。
市医院有一位熟人——戴姨，母亲入院期间，多次来看望母亲。我为母亲所做的一切努力，她都看在眼里。
她也劝我们在医院做手术算了，医院方面会帮我们打招呼，提供最稳妥的治疗。
医院人满为患，就算转进去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动手术，像我母亲这种情况，千万拖不得，尽早做手术，康复的可能性就越大。她还给我们举了几个医院该手术成功的例子，以宽慰我们。
我和姐姐也曾犹豫过，但一想起医生介绍的手术低成功率和高风险，又害怕起来。绝不能给母亲和自己留遗憾！我继续发动着所有的人脉寻找湘雅的关系。
人就是这样，我曾痛恨鄙视那些小病大治，医院挤的现象，但真正触及到自己的亲人，又有谁不是尽自己的最大可能给他们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以规避手术风险。医患之间的信任并不是缺失了，医院和权威医疗机构罢了。
柳暗花明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几乎完全绝望时，岳父打来电话说，他打听到了一个多年未有联系的同学在湘雅附二神经外科住院部当护士长，已经沟通过，人家愿意帮忙，让我尽快联系。并告诉我电话和姓名，她姓段，按辈份，我称呼她段姨。
我大喜过望，赶紧打去电话，把情况简要作了介绍。段姨非常热情，让我做好转院准备，如果有床位空出来，马上可以安排我母亲过去。
这个消息仿佛黎明前的曙光，迅速驱赶走了我们心里所有的昏暗。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姐姐，她长舒了一口气。母亲听后，原本有些灰暗的眼神也明亮起来，充满了期待。
我和姐姐轮流回去收拾衣物，准备随时前往长沙。在戴姨的安排下，所有转院的手续都很顺利地提前办好。
26日下午三时许，段姨打来电话说，刚好空了一个床位，你们赶紧过来。事不宜迟，10分钟后，救护车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希望启程前往长沙。
作医院，湘雅的病床非常紧张，每个科室均人满为患。母亲转进来时，并不能马上安排手术，手术已经排到了一个星期之后。
这一个星期里，医院继续给母亲输液降压和镇痛，我和姐姐则24小时轮流陪守。
医院那天起，为稳住病情，母亲只能一直躺着，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以平躺着的姿势进行，包括其中的两次转院。我们姐弟俩轮流为母亲轻微的翻身，活动四肢肌肉，喂饭，清理排泄物，陪她说话，读新闻给她听。
随着不断的转院，母亲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情的严重性。手术前的这一段时间，母亲除了睡觉，一直保持着清醒，并且用乐观的姿态安慰我们。
一想起母亲要在脑袋上开一刀，我和姐姐都有些害怕，背过母亲时，我时常看见姐姐的眼里泛着泪花。但母亲不怕，甚至还期待着手术快一点到来。她说，迟早要来的，还不如早一点来。
我知道，一方面，是一刻也没有停歇的疼痛，让她难以忍受，另一方面，她也想早点结束治疗，能省就省一点，也让我们姐弟能尽早结束精神和体力上的双重折磨。
每个病床只能留一个人陪护，白天是我，晚上则是姐姐。医院斜对面的省歌舞剧院找了个小旅馆安顿下来，每天70元，条件简陋，阴暗潮湿，卫生条件很一般，作为我和姐姐轮流休息的地方。
以前在部队出差时，我几乎从不考虑元以下的宾馆。突然住这样的房间，虽不适应，为了节省开支和就近，也只能将就了。
白天母亲睡着的时候，我就会花十来分钟时间到楼层里转转，有时找个地方抽支烟，有时也到其他房间看一看。
有一次我在不远的病房里，看到医生正在与病人进行交流。与其说交流，不如说是对他进行各种刺激。
那个病人目光呆滞，没有任何神采，医生跟他说话，没有反应，掐他的手，也没有任何反应，摇他的头时，我看见他的头皮某一块就像泥汤一般地起伏着，整个头比正常的人要大很多。看得我头皮发麻。
我小心地问旁边的家属，说是出了车祸，做过开颅手术后，出现了脑积水。
我没敢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姐姐，心里对母亲即将要到来的手术更加害怕起来。
手术安排的是6月2号，段姨为我协调了神经外科的主任主刀。也就是上次来门诊没遇上的科主任。
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我和姐姐愈发紧张起来，即便是湘雅，手术仍然是有风险的。
我们总是尽可能满足母亲所有的需求，多和她说话。装作不经意询问她想吃什么，只要她提到的，以及她平日里爱吃的，我们都给她买来。
自入院以来，母亲没有给亲戚朋友们打过电话，也没让我们打，怕给大家添麻烦。但手术前一天下午，母亲给姨打了个电话，告知明天进行开颅手术的事，并让姨不要担心，术后再来看她。
我知道，母亲对第二天的手术风险还是有些害怕的。事后也亲口跟我证实了这一点。
当天，吃过晚饭，医院安排给母亲理发，并在她光溜溜的头上画了几条线。医生告诉我们，这就是将要动刀的位置。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问母亲，你怕不？母亲一脸平静地看着我和姐姐，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动完手术就不会疼了吧？其实我还蛮期待呢。
艰难康复
第二天一早，父亲、姐夫和爱人都赶过来了。
医院给母亲换过衣服，在我们的护送下，转到了四楼的手术室门外。母亲很快被推进手术室。
父亲默默的坐在椅子上，姐姐挨着姐夫，眼圈红红的。爱人靠着我，攥着我的手心，不一会儿便满手是汗。大家都一脸的沉重，没有说话。
我心神不定，紧张不安，坐不了一会儿又起来走动一下。这是我迄今最难熬的时刻，像是等待命运的判决。期待时间快点过去，又害怕不利的消息，害怕最害怕的情况出现…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医护人员大声喊着，XXX的家属在不在？
听到母亲的名字，大家纷纷围上去，只见白色的纱布把母亲的头裹了个严严实实，渗了不少的血，一根带着血的管子从动刀的部位伸出来。
在麻醉药的作用下，母亲仍处在重度昏迷之中。旁边的医护人员不停地捏着呼吸器，频率很快。仪表显示母亲的心跳比较快，大约有一百多。
医生介绍说，手术比较成功，马上要转入ICU进行术后治疗和观察。
在ICU办好手续后，医院告诉我们，现在病人仍未脱离生命危险，你们留下电话，不要走远，确保一有情况能迅速赶来。
我和姐姐留下来，双双留下手机号码后，回到租住的地方。
我们不约而同地把手机检查了一遍，确保把音量调到最大。既害怕接到电话，又害怕来了电话不能及时接到。
回想起母亲术后的情景和遭受的痛苦，姐姐不停地流着泪，我不停地抽着烟。我们互相沉默着，各自在极度疲倦中睡了过去。
一夜安静。
次日早上七点来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平静。我急忙拿起来接听。“病人饿了，赶紧送点白米粥过来！”电话那头声音不大，却势若千钧。
母亲挺过来了！谢天谢地，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放下电话，我差点没跳起来。自母亲入院以来，这是我心情最好的一次。
我赶忙叫醒姐姐，把刚才电话的内容告诉她，她一骨碌爬起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还洗什么漱，医院。在食堂里打了两份白米粥后，直奔ICU。
医生告诉我，母亲术后的情况算好的，但体质仍非常虚弱，吃不了两碗粥。我们想进去看看母亲，医院不肯，让我们下午四点再来送饭。
从ICU出来，我们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里其他人，大家都松了口气。姐弟俩再折回食堂，点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此后两天里，母亲的饭量渐渐增大。大概由于床位紧张和母亲恢复情况还算乐观，两天后，她转移到普通病房。
我们第一次见到术后的母亲，人虽然清醒过来，但经过一番大动干戈，精气神要差了很多。能认出我和姐姐，却反应很慢。刚开始甚至没办法说出完整的话，声音很低沉，发音不准确，眼睛里也无先前的神采，经常是一副木纳呆滞的神情，吃饭则需要我们一口一口的喂。
医生让我们多和母亲说话、互动，经常刺激她的肌肉，帮助她活动手脚，以防出现肌肉萎缩的症状。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姐弟俩除了必要的睡觉时间，基本上都陪着母亲，跟母亲说话，给她读书，努力帮她做康复，还买来扑克，让她辨认。我还把以前写的一些文章读给母亲听。
按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母亲的左手和左腿明显不听使唤。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有些着急，三番五次找到医生询问，医生却很淡然地告诉我，这些都是术后的正常情况，让我们不用太担心。
术后的母亲，恢复得很艰难，却很努力。她就像小孩蹒跚学步一般，失败了再来，不嫌疲惫，眼神里充满着对康复的纯真渴望，经常让我和姐姐帮她反复做各种恢复动作。
大约术后第四天，她试着用没受到多少影响的右手自己吃饭。
第五天，我们开始扶着她下床如厕、洗澡。
手术对她的神经造成了一些影响，术后第六天，她产生了错觉，医院就在老家附近的大坝冲，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给父亲，医院陪她，换我和姐姐回去休息。
任我们姐弟怎么解释都没用，母亲说晚上听到外面风吹着树林里哗拉拉地响。我们时处闹市中心的十六层，哪有什么树林？
我们问医生，医生回复说会有这种情况，至于能不能完全康复，他回答的很含糊。
望着深陷错觉的母亲，我和姐姐则陷入了深深的悲哀。
术后第八天，医院通知我们第二天出院。
出院那天，母亲的左腿仍使不上力，架着走一段路就得坐下来休息好一会。我和姐姐架着母亲，扛着行李，一路走走停停，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医院对面旅馆的车上。
医院就在家附近，一路不停地埋怨父亲怎么不过来搭把手。
一路上，我和姐姐给母亲解说路上的景致，告诉她这里是长沙哪条街，哪个景点，但直到回到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还是深刻的以为是在家医院做的手术。
为此，我曾拿上一条板凳，带着母亲一路走走歇歇，去她所说的地方，告诉她，那里二十多年没什么变化。尽管如此，却还是没能把她的思维纠正过来。
回家后，母亲在父亲的协助下，很刻苦的锻炼左手左脚。术后一个月，基本可以开始自己走路，但怕跌倒，走的时候总要父亲陪在身边。左手也慢慢可以提起装满水的小桶，只是不能像右手一样向上伸直。
母亲的脾气性格多少还是受到了手术的影响，变得敏感固执起来。
每次我从老家回县城，我都要回个电话给她，告诉她已安全到达，如果我没有回电话，母亲就会变得很焦虑，让父亲给我打过来。
有时我正忙着没来得及接听，她就会反复的打。父亲出去的时间长了，母亲也会不停地打电话。这种状况持续一年多。如今，为了少让她担心，每次我仍主动给她报平安。
为了尽快恢复，母亲术后对各种养生广告非常着迷，甚至是深信不疑，有一次她突然买回来一千多块的所谓药物。她经常会接到一些推荐养生药物的电话，和一些不知从哪里寄过来的包裹。
有好几次我在她身边，看到外地来的陌生电话，我便把电话抢过来挂掉了。然后苦口婆心的给母亲做思想工作。这种状况直到将近一年后才渐渐地有所改观。
术后三个月，母亲开始试着做饭。从口味看，完全像新学者，对量的把握也不是特别准，每次都多得吃不完。
如今，母亲基本康复了，思维也在逐渐变得正常起来，比起刚出院时，有了很多可喜的改观。她的记忆力没受什么影响，跟我聊起我的少年往事，记得细节比我还要准确。她的左手左脚受到麻醉和手术的影响，虽努力锻炼，灵活性依然比右侧要差一点点。
那一年，从那天晚上接到父亲的电话起，我改变了睡觉关机的习惯。
文章的最后，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安康！
冯焕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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