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作品◎
作
者
简
介
李丹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危机时刻的文化抉择》、《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远方的神话》、《文学返乡之路》等九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年获“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一名，年入选上海曙光学者。
内容提要
姚雪垠的《李自成》（五卷本）是一部被文学史严重低估的巨著。尤其是对年推出的《李自成》第四、五卷，迄今几无正面、具体的论述。这种集体一致的评论沉默、忽略，跟姚雪垠的“极左”名声干系密切。领袖的特别关照以及姚在“新时期”诸多论战中显露的老派“革命”姿态，让人预先失去了对《李自成》的兴趣。本文从一个弱势地方，中原奋斗的角度切入姚雪垠，将《李自成》的构思、书写置于抗战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探索转型的大背景中，重新阐释了姚与领袖的关联互动，他四方挑衅论战的心理，《李自成》书写的“源始”驱动，第四卷何以“失踪”，以及如何给予《李自成》一个恰切、公正的历史“位置”等等。姚雪垠有意无意的现代“史官”的主体建构、抱负追求，是招致其人其作成败是非的根源。这是文化记忆的潜在运作与河南作家对自我历史化身份想象的奇妙契合，具有极强的抗战给定色彩，可谓千年一遇的河南现代性的特有表达。由于姚雪垠及《李自成》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十年代”以至“新时期”连成了一体。《李自成》第五卷原本是部极具现代品味的杰作，它是“新时期”环境下四面楚歌的史官力图保持、践行历史“公正”的文学“自裁”与英雄绝唱。
关键词
姚雪垠《李自成》“史官”历史公正“新时期”
01
《李自成》的阅读“歧义”
姚雪垠（—）的名字与生命是跟《李自成》连在一起的。这部曾洛阳纸贵并被茅盾、朱光潜、吴晗、胡绳等名家、学者交口赞誉的皇皇巨著，近二十年的接受与评价可谓惨淡凄凉。几部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对《李自成》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绝口不提。年轻点的读者对《李自成》亦难生兴致。个中缘由除了缺乏推荐、篇幅太长、时代趣味的变迁外，围绕《李自成》及姚雪垠的昭著“左名”恐怕是最大的障碍。在有些人眼里，这是部未及阅读就被看扁、定性的“投机”之作。姚雪垠的“老相识”、曾为《大公报》记者、后到台湾的陈纪滢之隔海“臆测”颇具代表性。他说，《李自成》一书，曾受到毛泽东的鼓励。“因毛自比秦皇，又以李自成自况。姚雪垠窥透了毛的心理，才有此著作。”一部毛泽东的“影子传记”；“跟郭沫若的歌颂歪诗并无分别，只是字多字少而已！”1
有论者呼吁要祛除上述非文学因素的曲解，直面《李自成》。但在我看来，这既不实际，又非“科学”。其实，类似陈纪滢的“曲解”正是《李自成》“文学性”效果的一部分，一种微妙的涵括、“对话”与歧义。倘若说“投机”的议论，系豁边离谱的解读，那么讲李自成的想象塑造里参照、“借鉴”了毛泽东的形象因子，包括毛的经历、人格及由此抽象出的领袖模板等，当无太大的异议。这种“借鉴”的动机，绝非必然是逢迎投机的。作为国家现代进程中的关键人物，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去向（一种现代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姚雪垠那代人而言，毛已衍化为朝代更迭、历史转型期间人心所向的共识标准，一种价值肯定的“是”。而李自成身为明末清初王朝嬗变里的重要角色，对他的书写评判，无论如何，毛泽东都是姚雪垠绕不过去的“准则”与“范型”。我相信这也是触发作家构思写作《李自成》的核心“刺激”与“责任”之一，一项极具挑战的工程，因为弄不好就成了颂圣、八股了，而这是向有天才称谓、颇具文学抱负的姚雪垠所不齿的。他对历史书写的“科学”讲求，《李自成》的篇幅一长再长，除了意在标举现实主义的历史真实、全面外，也显露了创作主体对象征着内心禁忌与神圣的价值载体——毛泽东的审慎态度。“长”与“科学”的周致回旋，即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与进身体现。《李自成》的最大悬念和“看点”就是它的悲剧结局，如果《李自成》真系毛泽东的传记，那么悲剧的煞尾已然否定了“歌功颂德”的理解格式塔。所有的经营、努力在山海关之役后土崩瓦解。就此而言，《李自成》非但不是“恭维巴结”之作，反而带有劝诫警示的意味了。
年，《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册面世出版，尚为“脱帽右派”的姚雪垠寄了一部给毛泽东（那时毛对此书还未知晓），这表明他是把毛当作一个可以沟通、值得期许的潜在读者来预判看待的，虽然此举不无风险。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突然指示中南局代理书记王任重，要其通知武汉市委保护姚雪垠，让姚把《李自成》写完。其时毛刚刚读完《李自成》一卷上册，他评价“写得不错”。由于毛的保举而幸免于抄家揪斗的姚雪垠，对自己被宽大处理的原委并不了然，他直到“文革”后看了王任重的回信才恍然大悟。年代，姚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十年混乱中毛泽东明确肯定的文学作品只有一部《李自成》，他关心保护的只有我一个作家……请恕我说一句实话，《李自成》第一卷能够获得他的肯定，是我运用‘历史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也是《李自成》艺术魅力征服了伟大的诗人的心灵。”3
字里行间，涌动着“知遇之恩”的感慨与骄傲。姚雪垠说当初寄书是“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敬爱”，它让人联想到中国文人传统里根深蒂固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奋斗模式与价值皈依。对长期浸淫在儒家文明里的中原作家姚雪垠而言，上述行为进退就像呼吸般自然。这远非俗眼谓之的巴结、钻营所能诋毁和道尽的，毋宁说它敞现了一个弱势地方（中原）的个体介入现代中国进程（即历史化）的执着与自强。它包括自我经验的现代整饬、命名及在国家层面争取自身的合法性位置，等等。
姚雪垠
02
中原的“历史化”奋斗
姚雪垠年出生于河南邓县姚营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的回忆录曾反复渲染故乡地理闭塞，匪祸横行且文风不盛，“有功名的很少，出外做官的人也很少”。胆大倔强的姚雪垠于此深感落寞痛苦。故乡的压抑、“无名”让他在青年时代即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人活着，“应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旁观者”。姚把写作视为参与创造历史的实践，亦是走出河南的凭借。一个河南现代文人或作家的抱负，由此可见。姚认为，只要能写出一部较好的作品，就算对人民做出了贡献。在《一部伟大作品的提议》（）中，他写道：“生活将要逼着我们创造出光芒万丈的好作品……历史也给我们安排下好工作，我们应该起来做，而且马上就起来做。因为如今做还有机会，再迟些日子就晚了。”
关于姚雪垠的地方认同与奋斗意识有许多例证。青少年时期，姚雪垠曾多次赴北平。他在北平图书馆自学历史、博览群籍，却从未想过学北平话。姚的理由是为人要保持本色，学“大地方”的话纵非“东施效颦”，也有点装腔作态。至死，姚雪垠都是一口浓重的河南腔。年夏天，姚编了本《南阳语汇》，作为对国内文坛方兴未艾的“大众语运动”4的独立思考与即时呼应。其时姚正在故乡养病，他一边读世界语，一边拾掇家乡话（邓县属南阳市）。同时摄入、学习两种旨趣与功能迥异（甚至可说彼此抵牾）的语言，姚的行为很耐人寻味。显然，他对故乡话的搜集、研究并非基于狭隘的地方立场，其背后闪烁着主体浪漫激情的冲决“中原”、闯荡“世界”的气度与憧憬。《南阳语汇》的工作虽然因故半途而废，但姚自称从中获益良多。他真正认识了故乡口语的文学美，例如它的真切恰当、素朴生动及表达现实的深刻性、趣味性等。5刨去为创作汲取语言的动因，这亦可视为姚之“中原认同与崛起”的公开发言。我们早已知晓，语言绝非单纯可控的交流工具，其中凝聚着特有的文化符码、逻辑与记忆。
半个世纪后（年），姚雪垠的《长夜》（初版于年），一部叙述他童年在故乡土匪营的冒险经历、与《李自成》有密切关联的自传长篇，热销法国。《世界报》《文学半月刊》等法国报刊都发表了评介文章，称“《长夜》是一部历史性、真实性很强的书”，“一部最写实而惊险的小说”，“真正反映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的风貌”。姚雪垠因此荣获了“马赛市荣誉勋章”。这也算是对他当初“世界”构想的印证与报偿吧。用今天的话说，愈是地方的，便愈是世界的。但姚雪垠彼时应该并无如此远见。所谓“世界”，在他内心其实是地方（中原）孤独与历史焦虑情绪的空间赋形、转化与落实；那大体是个在故乡之“外”、跟闭塞混乱的河南并峙分立、截然不同的维度与格局。“世界”的显现与命名，让中原之“现代落伍”（或曰被历史遗忘甩脱）的地方危机感暴露无遗。
在姚雪垠闯荡“世界”及对“世界”的揣摩想象里，“中国”一直居于核心。对他来说，地方的历史化与现代化、中国化及世界化，基本同义；无论历史化现代化还是世界化，“中国”都是最迫切的需要（地方）个体主动去关联、应对的主题与价值。这也是《李自成》为代表的姚雪垠创作跟当下文学（特别是历史书写）的最大分野。不管姚的地方意志再强悍，这“地方”也不可能自说自话，它的追求、权益及品位必须跟正向、必然的现代中国通连兼容。《李自成》的尾声有个让人动容的细节。高夫人与李来亨的残部被清军围困在川鄂边界的茅庐山。因敌众我寡，有人提议投降，说大顺国没了，南明也完了，我们还为谁守土呢？——这话在军中引发了内讧。它不但点破了高夫人等的存在窘境，亦直指姚雪垠对地方历史化追求的“源始”驱动：那是对中国的仰仗信赖；中国成为介于虚空与实在的界碑，一个意义的挣扎与指认。没有它，什么都没了。姚雪垠在此写到了自己的虚弱与痛处，他以高夫人深明大义的一段话悲壮收官：“大家不要记着这一时的翻脸，要想到我们多少年来在一起共患难共苦乐，多少人在我们周围死去了。想着这一点，要降的，不愿降的，就不会互相怨恨了。”而在现实生活中，姚雪垠至死都是“磐石无转移”的“爱国派”。他说：“只要地球上还有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操守。”6
在去世前三年（年），姚雪垠向助手许建辉吐露了一段肺腑之言，这对我们理解他的地方奋斗颇有助益。当时许建辉说，别人都讲你太狂、太傲。姚听后笑容倏然消逝，他用极低沉的声音说：“你不懂，世人也不懂，我不‘狂’，也不‘傲’，那是自信，自强。你知道，现代文坛上，从英法美留学回来的一大批，组成了一个‘民主作家’阵营。从日本和苏联留学回来的一大批，组成了一个‘革命作家’阵营。还有一部分作家虽然没有留学，但也多为科班出身，或者是有家学渊源。可我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正经上过学，又不是书香门第，要不靠这点儿自信自强，我至今也走不出河南那个小村庄呀！”7话到此处，他眼圈一红，再也说不下去了。
姚雪垠所描述的那种孤军奋战、了不依凭的窘境不正是现代河南在中国的处境吗？丁玲曾送给姚雪垠文坛“独立大队”的绰号，姚闻之大喜，认为它一语中的地道出了他的创作风格与人格，尤其是对自己战斗力的至佳肯定。“知我者，丁玲也。”8纵观姚雪垠那备受侮蔑、坎坷跌宕的一生（包括创作与生活），仿佛是“弃儿”9河南挺进“中国”的现代博弈的缩影；姚雪垠就像他笔下的李自成，从四面楚歌的潼关南原冲出一条进驻“中国”的文化去路。多少悲欣，几许豪迈，几多泡影。
年，姚雪垠在大别山区接手主编了一个叫《中原副刊》的杂志，他将其更名为《中原文化》。虽然仅改动两个字，却别有意味。寒碜委屈的“副刊”二字被抠掉，“中原文化”堂堂正正地现身了。此后两年，姚以《中原文化》为阵地，发表了多篇文艺理论长文。这在小说家里实属罕见。如《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论创作的学习过程》《抗战文学的语言问题》《创作漫谈》《小说是怎样写成的》，等等。这些文章，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是探讨中国抗战文学的走向，并由此辐射到民族形式、现实主义、文艺大众化等多个问题。作者的口吻，全然是一副中原人想象现代中国、“中原”向“中国”进言的语调。“中原文化”的刊物名称，连同杂志主编的身份，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感觉。他才思奔涌，恳切热忱与笃定自信溢于言表。在《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中，姚写道：“将来的中国话不是拿北平话来强制统一，而是各地方言的自行净化与互相沟通的发展结果……任何语汇只要是优秀的，便都是合理的……经过无数人用在生活中千锤百炼的，没写入文章时是方言，写入文章以后便不是方言了……迟早它必会变成全国的共同语。由文学作品的成功而促进国民语言的改造，这是西洋各国许多前代的大文学家留下的好例子，中国的国民语言不也正迫切的需要着改造和建设吗？”从方言到“全国的共同语”，以至“国民语言的改造”，地方河南参与中国现代进程的激情、它对话语权重（俗曰“话份儿”）及大众承认的公共身份的希冀与争取，不言而喻。
据陈纪滢回忆，年代的重庆文艺界，姚雪垠是锋芒毕露的人物，他有才唯恐人不知。每逢大小会议，姚必发言，且常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如此云山雾罩一番后，方切入正题。陈认定这全系故弄玄虚，恃才逞气；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主体旨在公开表达地方认同与提升的话语设计与应对造型。作为中原文化重要内容的《易经》10于此充当了地方的借代与标志，它成为各类问题的阐释“源头”，一种放诸四海（中国）皆有效的标准或“真理”。
03
“史官”的现代依止与践行
由以上梳理，重新审视姚雪垠与毛泽东之间那未曾谋面的互动（包括年的“告御状”11），不难发觉，它跟姚雪垠早年的中国化追求一脉相承，这是同类性质的“构思”与驱策。质言之，姚与毛的“神交”，是河南历史化的一方面，一个经由地方文化沿袭而来的“险招”。在《漫谈历史的经验》（）一文中，姚雪垠探讨了杰出诗人产生的历史根源与创作的经典化问题（这也是力图以创作推动地方历史化的姚雪垠的追求鹄的）：为什么有的诗人才华既高、功力又深，却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真正重要的作品？姚雪垠以为，政治意识形态是绕不过的因素，而于此首当其冲的就是帝王与文人的关系问题。如果文人和封建帝王能建立起朋友式的良好沟通，它会促进文学的繁荣发展，经典化的几率亦大大提高。建安时代的文艺成就便是证明。这种政治与文学（经典化）互动的明确认知，是否意味着姚雪垠跟毛泽东的交往，庶几为“有意”之举？其实早在年写《论大众文学的风格》时，他就已认识到，在中国长远的封建社会，“皇帝和士大夫的趣味对文体流变发生着决定的作用”。从个体行为连续性的角度讲，与其说姚雪垠在“巴结”毛泽东，不如说他大胆“利用”了毛泽东。再没有比领袖的肯定更具分量的能够证明河南中国化（或曰“我系中国正宗”）的论据支持了，而这也埋下了《李自成》日后冷遇的隐患。12
毫无疑问，姚雪垠对毛泽东是有感情的，毛的形象跟姚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地方（中原）前途的企盼设计天然缠绕、彼此映射：一个国家领袖、杰出诗人与潜在知音的混合。姚雪垠暮年时已感觉到毛的特殊关照对其创作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他仍然说：“毛泽东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了多方面的伟大天才，做出了永不磨灭的伟大贡献，他理应受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仰慕和尊崇。虽然他晚年出现了各种失误……但是我们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位旷世英雄……对他的任何诋毁和诽谤，最后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姚雪垠坚称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13
在我看来，姚、毛的神交往返，颇似古代史官与君王的关联。这也算是中原文化宿命逻辑的推衍吧，在中原与中国之间。史官通过对历史的秉笔直书、鉴古知今，来启发君王，其间饱含着拳拳忠诚与劝诫。忠诚是出发点，劝诫建立在忠诚之上。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对毛泽东不也有明显的“忠诚的告诫”意味吗？在所谓“告御状”的信中，姚自言是“毛泽东时代的作家”，《李自成》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他决意以此成果“报答主席”。这不是谀辞、借口，而是忠诚的起点与告白。整封信以毛笔在宣纸上写就。信末，姚雪垠还特意附了首题为《抒怀（赠老友）》的七律诗来总结全文、表白心迹：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愿共云霞共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鲁阳时晚戈尤奋，弃杖成林亦壮哉！谨抄旧作七律一首，呈敬爱的毛主席
题中的“老友”称谓，颇耐人寻味。
文言古律的触目启用，加之毛笔宣纸的古旧媒介，犹如在现代中国的语法世界建起或唤回了一个独立超然、不无私人性质的“传统异托邦”14，那里浮现涌动的是古代史官与君王的交流语式与礼仪。试想《抒怀》一诗若出自史官之手并敬呈君王，不亦妥帖得很吗？腔调、语感、内容，统统对路。一种有意无意的身份复古、位移与建构：作者／史官书写历史的意气豪情与紧迫责任，炳然纸上，一气呵成。可以想象毛泽东在阅读此诗后的心情，他应该是怦然心动的。毛的古典修养、帝王气象及与姚雪垠共通的豪放诗情，注定他不会无动于衷。即经由七律节奏古韵的引导记忆，投信者姚雪垠与读信人毛泽东在想象的“传统异托邦”里实现了史官与君王的角色相认与“知音”信赖。
《李自成》实际的写作效果远远超出了姚雪垠当初忠诚告白的所指，但忠诚的气场贯彻始终。整部著作如全面浩瀚的明史报告，涉及民俗风情、典章制度、农民起义、华夷矛盾、君臣关系等，足以引作领袖安邦治国及探索中国现代路径的知识参照与前车之鉴。一种煞费苦心的文学化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仅就李自成与毛泽东的对照而言，其中既有肯定赞赏的部分（如政治远见、沉勇毅力），又不无针砭（如李自成后来的疑心病与刚愎自负等），可惜针砭部分（着重体现在第四、五卷）毛泽东未及看到便离世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史官系河南作家姚雪垠在地方历史化、中国化奋斗中自然择定、依止的高尚身份与操守轨仪。在共通的求真公正、借古鉴今的书写目标与责任下，中原现代作家与传统史官出现了宛若斗转星移的形象叠影与精神呼应。这是文化记忆的潜在运作与河南作家对中国化合法身份想象的奇妙契合。
史官阶层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但它的幽灵（诸如立身抱负、忠君爱国及对历史的担当责任等）仍旧以各种方式盘桓萦绕在现代文人身上，姚雪垠便是一例。在他内心，忠于领袖与爱国是天然连带的。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与投入，必要有个对象化、人格化的寄托与落实，这样爱国的手脚才能施展开。简言之，忠君即爱国。想到二月河（—），这位以帝王系列闻名的当代豫籍作家，当被问及为何写《康熙大帝》时，他响当当地回答：“爱国主义！”道理跟姚雪垠如出一辙。
某种程度上，《李自成》就像巨幅的现代王道之书。它展现了大量的帝王政治。崇祯、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多尔衮都是帝王或准帝王的身份，按照《史记》的体例归类，这里写的大都是“本纪”。周而复曾戏称姚雪垠是身兼数职的要员，时而当崇祯的“秘书长”，时而做李自成的“参谋长”。这自是夸赞姚逼真细腻的叙述功夫，但其中何尝没有主体对参政议政、劝诫进谏角色的希冀、投射与补偿？一提到参谋长、秘书长的绰号，姚就兴奋不已。它们跟我们说的史官功能有些接近。从史官的起源发展看，它的设立最初和巫（神职）有关。随着王权的强势崛起，神权衰落了，史官的职能开始朝我们熟知的方向明朗、独立。这是王权筹划经营的结果，后者需要史官在王权的利益范畴内记录君主的言行，以正视听垂范千古。然而，史官的职业道德、独立意识也在同时增强。不仅如此，“书法无隐”、“务从实录”的史权意识还和士的“以道自任”精神密切结合，对王权形成了规范制约的潜能。一些帝王为了在史上留下美名，不得不检点自己的言行。
《李自成》里的崇祯就是个极其在意名声的皇帝。他立志做明朝的中兴之主，再不济，也要在身后留个英明国君的形象。名声如悬在崇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影响到他的时局判断、政策推行与君臣关系。譬如，崇祯明明想和满清议和，却不肯主动挑明，而要臣下提出。好不容易和某个臣子说开了，却又要对方严守秘密。一旦发现走漏风声，则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掉，投降的罪责污点亦一并推卸，陈新甲等大臣就这样做了崇祯名声的祭鬼。最有意思的是崇祯给洪承畴的“活祭”。其时洪承畴已然降清，但崇祯得到的军情汇报却是洪阵前尽节，壮烈殉国。为了显示皇上体恤忠臣殊恩浩荡，他给洪承畴亲拟祭文，写得文采焕然，感情真挚。这自是“秘书长”虚构的杰作，他把崇祯对历史声名既争取又畏惧的心理写透写活了。以往史料提到崇祯要么说他节俭清廉，要么说他凶狠专断，像姚雪垠这样从“历史声名之累”切入分析崇祯性格的，实属凤毛麟角。在这个意义上，说姚是崇祯的“史官”要比“秘书长”的称谓合适得多。从史官的立场看，“历史声名的顾忌”应该是他观察和揣摩皇上最敏感也最自然的角度。
须说明的是，现代王道并不仅限于帝王政治。按照孔子的界定，王道是个包含礼乐教化、君臣纲常等多方面内容的复杂概念，其核心系仁民爱物的德治精神。我用“现代王道”一词，是想指示和概括姚雪垠在《李自成》中流露出的对未来中国之强力整合与人性化治理的企盼、设计与呼唤。它当然也要凝聚在某个君或领袖身上，按照忠君即爱国的思路。
《李自成》字里行间弥漫的战争悲壮的旋律格调说明，作者期待的现代中国应该是个强力英雄主导的政体，此即“强力整合”。至于“人性化治理”，姚雪垠是不大谈“人性”的，在强调集体行动与阶级性的社会氛围里，这属于敏感而危险的个人、小资语汇。他忌谈“趣味”，而更愿选择相对中性化的同义词“艺术魅力”，道理与此相通。涉及“人性”时，姚雪垠的常用说法叫“保卫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未曾言明的宗旨和趋向就是“像个人”，一个完整自然的人。左派没那么左，右派没那么右；反面人物有正与可爱的地方，正面人物也有反与黑暗之处。姚雪垠创作中一贯讲求的性格刻画，即是有力的证明。在长篇《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姚雪垠借陶春冰之口说道：“不同人物的出现、存在，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心世界，也是社会现象。倘若认为用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好像用一种框框去套在人物身上，可以弄清楚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的极其复杂的情况或各种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那就是古人的胶柱鼓瑟或削趾适履。”
念及姚雪垠写作时的“右派”身份，《李自成》的写法与追求明显具有政治进谏与针砭的意义。姚雪垠说《李自成》第一卷能够获得毛泽东的肯定，证明了他“运用‘历史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这话应当并非拘于文学层面的成功感慨，毋宁说它是史官笔法与王道政治的获胜。
能够证明姚雪垠史官自觉与冲动的，有许多例子。姚很早就自称是杜甫的“私淑弟子”。年代初，功成名就的他回故乡河南，最想看的就是巩县的杜甫祠堂。如何在河南纪念杜甫，是他多年来的一桩心事。抗战后期，他本想写部《杜甫传》，后因忙碌放下了。杜甫在姚雪垠心里绝非一个单纯的名人传主，他代表了一种融入中国的创作抉择与个体生存。晚唐孟棨在《本事诗》里提及杜甫时写道：“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对杜甫创作的“诗史”称谓，大体由此而来。我相信这也是姚雪垠对杜甫的心仪之处。姚早年写就的名篇，如《差半车麦秸》（）、《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牛德全与胡萝卜》（）等，无不以自身在抗战期间的战斗、流浪生活为底本，显露了与中国同甘苦共命运的创作态度。套用孟棨评价杜甫的话，亦可说是“浪迹中国，毕陈于诗”吧。姚雪垠后来和茅盾结为至交，道理与他对杜甫的心仪相通：茅盾的创作有鲜明的史诗诉求，他是自觉要做“中国历史的书记员”的。而早在年，姚雪垠就想编一部《现代中国志》，他认为那将会是“伟大的作品”15。如此，茅、姚相遇，岂能不惺惺相惜？16
对杜甫这位在故乡诞生的大诗人，姚雪垠有三点评价。其一，杜甫写出了人民的呼声；其二，杜的“诗史”创作把“维护政权”与“批判政权”结合起来，敢于触及时弊；其三，杜甫在诗艺上有创造性的发展，为“新乐府体”开辟了道路。这三点均被他沿用到《李自成》的书写中。一部新时代的“诗史”。只是“新乐府体”的开辟，换做了对具有现代“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长篇历史小说美学”的探讨与尝试。和姚的早期作品相比，《李自成》写的虽系古事、历史，但“古为今用”的现实指涉，不逊于彼（这是一脉贯通的）。至于对中国现代前途的想象设计与历史参与，《李自成》显露的深度广度、责任抱负，则远远超越了早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尾声里老神仙尚炯的身份突然变了。尚炯早年追随李自成南征北战，充当队中军医，因医术高明，被称老神仙。其时他已入暮年，唯一的心愿就是给大顺朝留部信史。很明显，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史官形象，实有作者现身或自喻的意味（身份转变的突兀设计透露了这点）。医生原是治病救人的，将医生和写史结合起来，凸显了史官政治疗救与针砭天职。尚炯，应该就是作者内心期待依止的“理想型”的史官吧？须发尽白的老神仙跟经历过戎马生涯、鹤发童颜、目光炯炯的姚雪垠，叠合在一起。尚炯对大顺朝语重心长的梳理总结是在李自成殉难数年后写就的，而当姚雪垠“完成”这部明史巨著时，毛泽东亦已谢世多年，连姚本人也未及看到最终的出版成书便撒手人寰。17在《李自成》这样的大悲剧结尾，陡然出现一个史官，着实让人心动。感觉就像在历史行将崩溃消逝的地方，树起了一个铭写着抵抗与拒绝、牵系与忠诚的肉身盾牌。就此而言，它不啻为惊天地泣鬼神的浪漫笔法。姚雪垠把史官写成了中原信仰的图腾，这是对“中国弃儿”屈辱记忆及地位的根本扭转与翻身，称得上是“千年等一回”的河南现代性的特有表达。
就在姚雪垠写作《李自成》四、五卷的同期，他的同乡柏杨18亦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奋笔疾书着《柏杨版资治通鉴》。全书一千万字，耗时十年（—）。柏杨把编年体古史《资治通鉴》用白话文改写，并加入自己的观点。他还仿用司马光的“臣光曰”，插入自己的议论“柏杨曰”——又是一个史官的主体建构。这不期的巧合让我们再度领略了“弃儿”河南重返中国的现代执着与韧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史官系河南（主体）与现代中国相遇时的原型思维与本能策略。
04
《李自成》的历史“公正”
本章的“公正”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李自成》的构思创作中，姚雪垠对历史“公正”的追求、建构；二是如何给予《李自成》一个恰当、“公正”的历史位置与评价。
姚雪垠是在年被打成“右派”、极度孤立的情况下开始写作《李自成》的。他常以《报任安书》中的名句——“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来激励自己，一个活脱脱的现代司马迁。姚雪垠当时料想《李自成》在他生前可能不会出版，但他不在乎，决意写出来，死后稿子由子孙献给党和人民，是非成败自有公论。这孤注一掷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司马迁，后者受了宫刑的奇耻大辱，仍念念不忘《史记》的书写：“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在姚雪垠秘密写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有次会餐，上面规定给每人增加一个馒头，一碗猪肉土豆。在以瓜菜充饥的岁月，这着实是个诱惑。打饭时，姚雪垠排在一位下放干部后面。后者领到饭菜时发现里面有只死苍蝇，就退回窗口另换了一碗。轮到姚雪垠了，给他的正是退回去的那碗肉，死苍蝇原封不动地躺着。姚也想退，伙房班长却说：“你是右派，你不吃谁吃？”“谁说右派就该吃苍蝇？”“熊！给你吃就不错了，倒嫌脏！不给了！”“你不要骂人。不吃就不吃。”姚拿起馒头扭身就走，他的宿舍室友周勃担心他想不开，回房间找他，见馒头撂在铺上，人没了。周在离队部二百米左右的小溪边找到姚雪垠，他蹲在那儿洗衣服。看见周走近了，姚将手中的衣裳拧干抖开，举过头顶大声说：“你看，我的衬衣洗得白不白呀？真是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马之白’啊！”他像朗诵一样，说得字韵铿锵，然后呵呵笑了起来。19
把“苍蝇肉—洗衣”事件与同期进行的《李自成》创作联系起来看，不难体悟，《李自成》的文本里，寄寓着姚雪垠自我洗脱、雪耻的诉求，它们跟作者对历史公正、原始正义的建构、表达结合起来。在姚看来，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历史的过程，反右也不例外。只要个体的工作符合人民的利益，他会有前途的，历史终会还他清白。这种“过程论”的人人公正的信念亦被运用到《李自成》的构思行文中：姚对事件因果的全面究诘周到探讨，对错综复杂的因果链条的细致营构（生恐错漏了一点），就是突出的表现。
《李自成》五卷中围绕崇祯太子身份的真伪审判，姚雪垠写得那么动情，和他在社会转型变动期间（尤其是反右“文革”中）的屈辱经历不无干系。明明是真太子，别人却能信口雌黄、随意编排他的“出身”，这场面“文革”里多了去了。太子没变，真伪的判别取决于直面相对那一刻的人心、良心。这悬置了政治性阶级性，悬置了进步退步人我利益的认同迷茫与情绪跌宕，成为《李自成》中最耐咀嚼的部分，它触及政治信条、阶级法则的基础：是什么使得政治信条、阶级法则化作了普遍有效的真理、公理？“对”、“是”、“公正”这些东西，最初是由什么赋予的？我们又是怎么“认出”和选择它们的？
想起年代姚雪垠对史学家黎东方的批评：“黎教授对记者说：‘围攻南京，是曾国藩的杰作。’……请问黎教授是用什么观点来研究历史？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如果南京的被围攻是‘杰作’，那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和嘉定人民表现得同样壮烈的同样被屠，但不像扬州和嘉定那样出名的‘江阴突破’，不也是洪承畴之流的‘杰作’么？”20对“杰作”的挑剔，对说话“立场”的追问，即是对“公”的拷问。在文学表述（小说）与历史之间，应该有种“公”的敬畏与虔诚。我以为，姚雪垠是把国家、民族视为识别“公正”的本能依据的，不管它是我国彼国、强国弱国、本民族他民族，都应该平等视之，如若己出。《李自成》五卷里的崇祯太子当时就是一个弱国、亡国之君的太子。换言之，忠君爱国、民族情感与姚雪垠的良心并不相悖；它们已和良心水乳交融，成为其生命的经纬。爱国的生发，亦是良心的启动。姚对失势国君崇祯及其太子的同情，跟他晚年对毛泽东的捍卫式评说，道理相通。它们不单是忠诚爱国的行止，更是良心自律、公正公平的显露。凭良心讲，姚雪垠在《李自成》中是实现了他个体限度内对“历史公正”表达的极致的，这也是他跟历代史官最贴合、以致心心相印的地方。
在《李自成》中出没的几百号人物，除了福王朱常洵等极个别的外，几乎找不到纯粹的恶人或坏人。这不仅是作者现实主义功力深厚的表现，亦是克己公正的修持与构建。从人物塑造的结果来看，姚雪垠是远远逸出了他当初对毛泽东承诺的无产阶级立场、阈限的。一个突突颤动、广大包容的同情心或公心，系《李自成》作者给人留下的印象结晶。对所谓“异类”或不同“道路”的人物，姚雪垠给予了最大的文学尊重与生命爱惜（对此，除“保卫现实主义”外，姚还有个说法叫“历史的科学”）。这也算以身示范的王道设计与教化吧？虽然他做得不尽完美，尽管看得出“公心”里闪动着“地方”的私情，但这全然无损他的魅力。
陈纪滢说时代限制了姚雪垠天才的发挥，《李自成》就是这样一部“残品”。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正是时代的诸多限令成就了姚雪垠。文学也好，历史也罢，其实质与诱人处不就是对限令或限度的感知、自觉与挣扎吗？没有限度的接受体察，何来历史的延续，又何谓历史的态度？人类发展的任何段落乃至个体感觉的任何瞬间，都是限度的组合，舍此限度的感悟，文学、历史还有什么用武作为之地？
其实，包括我们渴望的人际间忠诚、信任等美好情感，亦是对历史限令、限度体认下的个体印象与赋值。譬如，永恒的爱情，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男女对夫妇伦常之内化遵循的连续印象；而个体对历史规限的君臣行为轨仪的恪守，则导致了“此系忠诚”的信赖感观。就此而言，过分强调自我个性的文学书写，不仅是轻浮“自私”的，亦是“反历史”的。而历史的书写，其核心是对限度、规则（尤其是那种与自我利益趣味相抵的所谓过时、落后的因素）的对话、承受与责任。一种广义博大、无条件的人性牵系、悲悯与“爱情”。
在《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前，有朋友建议姚雪垠用《明末英雄谱》作书名，姚虽未采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此人慧眼独具。他道出了《李自成》的文学特质或异禀。从存在的角度言，这里没有失败者，每个人都在他的限度内活得生动恣肆，活成了英雄与“所是”。一言以蔽之，“英雄谱”的感觉与提名，是响应现代史官之历史公正建构及公心表达的由衷激赏与共鸣。
如果承认文学均系“限度”下的抒写与感知，那么将作品的高下归结于“时代的限制”就是明显偏颇的误断。它除了证明言说者对某个特定时代的反感以致恨屋及乌外，很难再有别的解释。这跟年代末刘再复（—）等对姚雪垠的批评挖苦，逻辑相近（刘把《李自成》说成是坚持“三突出”、“高大完美”观念的“文革”文学）。就姚来说，对“时代限制”的接受领悟，是他置身历史、介入中国的行动与方式。在《学习追求五十年》中，姚写道：“在我‘可塑性’较大的时候，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的深刻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接受了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历史科学和我国古典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以上开列的诸多“影响”（限度）连同“弃儿”的地方无意识（亦为限度一种），共同塑造了《李自成》。后者的不同凡响在于，它在今天看来决计难以忍受的诸多掣肘、限定中实现了宛若天时地利人和的“沟通”绝响。冥冥中似有神灵护佑，一曲元气丰沛的生命交响从诸多限制中迸发出来。那不仅是地方博弈奋斗的奇迹，亦是中国在经历了百转千折磨难后的现代呐喊与传奇。
要给《李自成》一个确切、公正的历史“位置”，相当不易。因为它的写作时间跨度实在太大，这已不是编年体例的文学史分期、分类能容纳概括的。如果从年姚雪垠开始搜集资料、萌生写作念头算起，直到他年去世，《李自成》的创作持续了近六十年。活了八十九岁的姚雪垠，竟把三分之二的生命都用来写《李自成》，他的最初驱动在哪里？每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写《李自成》，姚总说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尽管他透露了大量关于《李自成》的创作细节与追求，都无法直接切入“最初”或“起源”的部分。我以为，这问题已逾出了他惯用的分析语汇（如现实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等）所能应对的范畴。在阐释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上，姚雪垠很有一套；而在分析自我方面，他却一直显得懵懂游移。
年，聂华苓、安格尔夫妇探访姚雪垠，安格尔劈头就问：“你在《李自成》第一卷写李自成全军覆没，并不灰心，顽强斗争，十分动人，是不是写你自己在年的命运？”姚雪垠笑言：“你讲对了一半。”21那另一半又是什么呢？
纵观《李自成》六十年的创作岁月，姚雪垠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等大的中国变迁，我们在《李自成》里均能找到与上述时段中文学观念或流派的呼应、纠葛。如年代的左翼文学与抗战文学，解放战争中的大众文艺与对“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探讨，“十七年”与“文革”中的革命现实主义及“左倾”思潮等，这显示了《李自成》之历史书写对中国现代进程、去路的